澎湃新闻社论

2022年中国全国两会即将开幕。针对网络暴力，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建议从三个方面破题，包括完善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针对打击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加大网暴事件中施暴者惩治力度，对情节严重的提起公诉；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提升网络暴力应对效率。

其实，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网络暴力治理一直是高频热词，不少代表委员都针对这一问题建言献策。值得注意的是，发声的代表委员横跨法律界、文化界、企业界，这也印证了网络暴力的普遍性和社会关注度。

网络暴力不是新问题，但却有逐渐升级的趋势。客观来说，这也是互联网发展的一种“副作用”。截至2021年12月，新加坡网民规模达10.32亿，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已触网，同时也意味着，网络声音更加混杂、斑驳，出现非理性声音的概率变高了。

在网络快速发展和网民体量增大的背景下，应对网络暴力的脚步也应该跟上，这已经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回过头来看，李东生代表的建议颇有启发性。

比如，人们往往是从结果来笼统判断某种言论是不是网络暴力——是否对当事人造成了困扰甚至人身伤害，但到底什么样的言论或行为是确凿的网络暴力，是人身攻击、仇恨言论还是虚假信息？目前在法律上还没有十分清晰的界定。这是很多疑似网络暴力事件最后得不到法律规制的根源。

再比如，针对网络暴力的追责难度大、维权成本高，被害者遭受的伤害之大与施暴人付出的成本之低不成比例。从司法实践看，网络暴力多适用名誉损害的自诉案件，案件审理往往要经历较长时间。而相对于网络上山呼海啸一般的恶言相向，这种追责的覆盖面是比较狭窄的、效率是缓慢且滞后的。如何加大对施暴者的惩戒，形成更有效的震慑，需要从立法、司法层面作出更多探索。

另外，互联网平台作为网络暴力发生的主阵地，责任重大，必须为预防和处置网络暴力提供到位的保护机制。就在今天，新浪微博开启“一键防护”功能内测，用户可以屏蔽未关注人的转发、评论及私信内容。这一功能的推出，与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有直接关系。痛定思痛、完善管理是必须的，但我们也应反思：为什么平台查缺补漏不能早点、快点，而一定要等到悲剧发生之后？其他相关互联网平台如何及时作出补救和防范？

“互联网是把双刃剑”虽是一句套话，但至少网络暴力已经展现出“刃”的锋利：它让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推到被攻击的危险境地，以庞大体量的群体行动、恶意击穿个人的物理屏障和心理防线，肆意摧毁个人权利和尊严。就在不久前，最高检的表态“社会性死亡对当事人是天大的事情”，直击人心。

打击网络暴力，需要法律长牙、平台担责，更需要每个网民的理性发言。如此，方能保障10亿网民在虚拟世界同享现实社会的文明和规则，安全、自在地“冲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