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消费税率来平衡财政收支，成为国会辩论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焦点。由于全球疫情仍在反复，加上乌克兰战争推高世界的能源和粮食价格，加剧了各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少国人因此担心，此刻调高消费税恐怕不合时宜。财政部长黄循财在总结辩论时，全面阐述了政府的立场，并举出大量数据和细节，解释为何提高消费税在所难免；其中关键，还在于通过合理的税制改革，真正落实建设包容和公平社会的理念。

没有人喜欢加税，但天底下也没有白吃的午餐。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可见，未来医疗和相关的社会经常性支出水涨船高，更是无可避免的前景。增加收入来填补这方面的赤字，才是负责任的做法。换言之，为国家长远计，加税的痛楚必须集体承受，问题在于如何在社会不同群体间“分配”痛感，以及能否减少痛感程度。以为能通过无痛方式解决问题，要不就是一厢情愿，要不就是寅吃卯粮，把债务推给下一代。这无疑都不可行。

在诸多开源的方案中，消费税配合针对性的援助措施，可说是相对可持久及公平的选择。黄循财指出，没有其他税种或收入方式，能填补35亿元的收入缺口。消费税的公平性在于，所有社会成员都做出贡献。此外，个人的交税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我决定，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缴纳什么额度的税费。富裕阶层的奢侈品消费，因而会提供更多税赋。66亿元的定心与援助配套，则是一种基于公平精神的财富转移。政府已经保证，如果未来形势需要，将推出更多援助措施。

一些议员建议征收更多的财富税、动用售地收入、更多的储备金，或提高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的比率等，来避免提高消费税。从建设包容和公平社会的角度审视，这些提议都存在各自的不足。富裕阶层承担更大的税赋，有高度的正当性及合理性。这也是为何本年度预算案通过提高所得税、房地产税及豪华车税来增加他们的缴税额。这些都是针对巨额财富具体可行的征税手段。

从国际经验看，富裕阶层拥有复杂的避税手段，笼统的财富税种，如钱滚钱的投资利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最终都因为魔高一丈而沦为纸上谈兵。经济全球化更方便财富的流动，太高的税率只会逼走富裕阶层。这个技术问题还须进一步探讨，从黄循财的其他发言推敲，政府并没有放弃这方面的打算。

动用国家储备金或增加净投资回报贡献的动支，意味着透支后代人的福利，导致他们将来可动用的本金和利息收益减少。从代际公平的角度说，显然违背了公平精神。除非势不可免，储备金还是尽可能不轻易动支。这也是为何相关财政条例被写入宪法，以凸显储备金的重要性，以及保持量入为出的财政纪律的必要性。

消费税“人人缴税”的公平性不容小觑。一方面，它有利于形塑集体的平等身份意识——所有居民都是有尊严的纳税人。这避免弱势群体形成受害者的自卑心理，也让民粹主义政客少了利用的题材。另一方面，它也避免有害的仇富心态滋长。消费税符合了“多劳多得”的公平性，只不过是反过来，“多花多付（税）”。公平不能仅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弱势者固然应当得到帮助，富裕阶层同样不应承担带有惩罚意味的不合理高税负。

贫富差距扩大是世界现象，也引发了各种不易治愈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分裂。未雨绸缪的对治之道，就是贯彻包容和公平的原则，表现在税赋上，便是尽力做到人人都缴税，有钱人缴更多，但不会感觉自己受到不合理的歧视。弱势群体得到应有的帮助，但不会因此产生自卑感。一个包容的社会理应让所有群体都觉得自在，无论收入多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