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

在《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一书，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以战时经济为中心，全面讨论了战前、战时和战后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庇古指出，促成战争爆发的情形甚多，包括一些细微事件，如“官吏被暗杀，狡猾的外交官伪造电报”等，但战争“真正的基本原因，却是火药背后的那些因素，最终不外乎是求利欲和统治欲二者”。

先来看看促成这次危机的求利欲因素。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就曾向美国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报告，评估发动一场战争来转嫁当前经济危机的可行性。报告认为，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效果，很可能不如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

事实上持有这种观点的，不独兰德公司一家。2010年10月，在华盛顿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分属于所谓的自由派的诺贝尔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以及保守派的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曾担任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对未来的前景发表观点时，这两位过去经常就有关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政治，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这次意见却难得的高度统一。

他们一致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已不可能刺激经济。对于美国当时严峻的经济前景，解决的对策完全缺乏，因此只有再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否则没有办法令国家走出困境。

兰德公司、克鲁格曼和费尔德斯坦所认为的战争可以化解危机，正是基于庇古所指的那种求利欲。他们认为战争具有经济上的好处，即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其逻辑在于，通过战争危机来扩大军事需求，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提升，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全面增长，进而实现他们所追求的充分就业。同时美国又可以动用军事力量，去确保它的经济不遭到外围因素的影响，以此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要战争之火烧不到本土，只要战争不会造成自己所属国家的过大伤亡，“非接触、零伤亡”战争规模越大、消耗越多，也就是战争要素越活跃，对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就越有利，否则经济则有可能衰退、停滞。当然，持有这种盘算的又何止于美国呢？

但问题却在于，正如与庇古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赫斯特（F W Hirst）在他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里所得出的结论：首先，战争给经济带来的繁荣只是短暂的；其次，战争所带来的债务是一种最可怕、最有害的非生产性债务。

赫斯特的结论得到了二战的验证。这场战争全部直接军事费用达1万1170亿美元，这个数目约等于所有参战国国民收入的60%至70%。如将财产损失、养老金、利息等间接费用计算在内，估计二战全部费用到1951年为止约为4万亿美元。

再来看看统治欲。对于乌东危机各方的掌权者而言，因为他们的无能、他们的民粹，已经将各自国内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高企的物价和惊人的债务，这些因素每一个都足以导致一个国家内部动荡不安，导致一个政府下台。对于那些一心要维护自己的统治欲的政客而言，通过制造战争危机，将国内政策失败的视线予以转移，怕是再符合他们的利益不过的了。

历史上的政客是这样做的，今天的政客也正如是实践着。2011年4月5日《纽约时报》曾在一篇新闻里，就这样打趣全力介入利比亚战争的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民调支持率处于历史低位，随着明年总统大选的临近，他的强硬表现是为了激起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该则新闻援引法国反对党议员的话说，“如果萨科齐觉得这么做有效，他可能会每个礼拜都宣布打一场战争。”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