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论

如各界预料，台湾行政院昨日宣布将解除以地区别作为管制基础的做法，开放日本福岛等五县食品进口。这个困扰台湾十余年的问题落幕，对改善台日关系、创造国际空间有重要意义，但政府的责任才刚开始，如何具体落实各项食安承诺，建立社会信心，是未来的关键。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电厂辐射外泄事故，台湾及其他各国立即紧急管制进口。当时因污染情况及严重程度不明，因而各国的食品管制大多是按照地理区块决定强度；以福岛为核心，距离愈近管制愈严。当时台湾是将福岛以及周边的茨城、枥木、群马、千叶等四县列为红区全面禁止进口，其他地区则以无辐射及产地二个证明，搭配边境针对蔬果、水产品等九大类高风险产品进行碘-131、铯-134及、铯-137之辐射残留查验，作为因应。

这次所谓解禁，是指解除福岛周边五县全部产品的进口禁令，回归针对日本产品的风险分类进行管制的制度。依据行政院预计实施的新措施，未来福岛周边五县在日本本地就禁止流通的产品，再加上野生鸟兽肉、菇类及漉油菜等三种高风险产品，仍然维持禁止进口，同时前述九大类高风险产品也需要比照其他日本地区，检附无辐射及产地双证明，以及入境时的辐射检验。

严格而言，即便在解禁后回归所谓常态，事实上台湾对日本全国各地食品所采取的管制，仍然是将其视为高风险管理地区对待的“非常态”，因为例如来自欧盟或美国的蔬果水产品，并不需要检附无辐射证明，也不需要标示“都道府县”这种地方层级的产地。因而本次解禁，只是调整“高风险、非常态”下的管制分类，而非解除对日本的高风险管理制度。

假设日本食安管制完全解禁还需要时间，则从食安的角度，这次的解禁改变做法有其正面意义。首先过去一刀切封锁红区的做法，容易产生被扭曲的安全感，反而可能降低了对其他地区高风险产品的监管。第二，食品产地具有流动性，非但加工食品成分复杂，鱼类产品本身更会到处洄游迁徙，用行政区域作为风险管理基础，效果会受影响。台湾最常参考的食安标竿欧盟，也是在去年9月宣布改按照风险分级，对日本食品按产品要求检附无辐射证明、产地证明及无需任何证明三类。

从国际经贸规则义务的落实角度，本次解禁意义更明显。对于食安的紧急管制，世贸组织（WTO）的规则是应定期检视科学证据，检讨风险及管制程度。CPTPP更一步规定，所谓“定期”指的是实施六个月后。过去11年，蓝绿政府都曾依据最新科学数据尝试调整，但因政治对抗而放弃。如今台湾正式申请加入CPTPP，福岛禁令遂成为是否能突破内部政治阻力、落实CPTPP义务的试金石。更何况，CPTPP加入程序的第一步，就是台湾要跟所有成员国针对“现有关切问题”取得解决方案，而日本对福岛禁令的关切举世皆知，是难以回避的一关。

不过解禁只是政府更大责任的开始。风险管理不是只有科学评估，还有让社会“听得懂”的风险沟通，以及“做得到”的风险管理。日本仍然是高风险区，开放后严格把关，确保食安，政府责无旁贷。此外，政治反弹无可避免，如何进行有效、听得懂的风险沟通，建立社会民众信心，也是关键。最后，台湾遵守国际义务，不是为了当模范生，而是要改变国际政治对台湾不利的风险，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争取日本及更多CPTPP成员支持；福食解禁后，政府有更大的责任及压力，得到加入CPTPP的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