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透视
近期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大步开放,瑞银、野村东方、摩根大通、贝莱德、高盛及星展证券等外资投行,纷纷设立控股或独资公司入场展业,这既是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价值认可,也显示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初步成效。外资金融机构入场后,能更好地引导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投资机会,同时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融资环境,促进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通。
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也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在市场发展与监管、企业治理、风控内控等宝贵的国际经验。但同时,由于中国投行发展时间较短,存在资本规模较低、业务模式单一、风控能力偏弱等问题,外资金融机构的纷纷入局加剧市场竞争,将对中资尤其是中小型投行与券商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趋严。另外,随着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码技术的出现,传统金融市场迎来一场深刻的数码变革。投行与券商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客户的要求与期望大大提高、金融包容性和民主化的行业趋势以及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给中国投行的发展建议
近年来,加快数码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已是中国的重要国策,也写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数码经济在2020年贡献了中国GDP的38.6%,遥遥领先大多数国家。
在资本市场开放的背景下,中国投行应把握数码化变革机遇,充分利用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争取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出位。
首先,积极构建投行数码业务模型,抢占业务发展的先发优势。数码金融促进了信息的流动,投资银行原本依靠信息不对称获取的利润空间受到挑战。比如2016年,康卡斯特公司(Comcast Corporation)以约3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梦工厂动画(DreamWorks Animation),在不涉及投行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处理了与交易有关的所有谈判。
2019年独角兽企业在线音乐流服务平台Spotify根据收到的订单量确定开盘价,绕过投行直接参与资本市场,成功公开上市。还有,众筹和P2P借贷融资模式的兴起也冲击了对投行融资服务的需求。
面对严峻挑战,投行应充分利用数码技术打造数码化业务平台,减少传统人工中介操作,推动业务全流程标准化、线上化,同时根据服务所属行业、所属企业建立多维度数码模型,既能满足个性化、差异性需求,又能提升项目运营效率,降低中介成本。
第二,将数码化带来商业模式的转变纳入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数码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风险管理优化将推动中大型投行持续扩大领先优势,聚焦细分市场做专做精的中小型投行,也将在数码金融浪潮中拥有独特竞争力。
数码技术促进信息的流通,使得投行的企业融资、兼并收购、咨询服务、资产管理等业务机会的识别与获取更加容易,随着各业务线底层数据的互通及统一的算法驱动,拥有强大数码化能力的投行将获得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同时,区块链、智能合约、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数码技术推动金融数据在投行的积累和有效开发,将日益弱化投行对传统审计、合规、咨询、IT等上下游企业的业务需求,推动投行向产业全能型转变。
第三,挖掘“长尾客户”商机,把握数码金融的普惠特性抢占增量市场。传统投资银行业务聚焦于大中型企业或行业头部企业等“高净值”客户,随着数码技术与金融市场的融合,数码金融的空间扩展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突显。之前无法满足的中小企业等“长尾客户”可通过数码技术提供合理的金融服务,科学管控金融风险的同时,提升金融的普惠性。
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生力军,而中资投行对比外资投行,为中国国内“长尾客户”服务有明显的地理网络优势。
第四,注重客户体验,持续提升证券经纪业务数码化交易平台的专业性及易用性。数码金融的发展打破了地域空间限制,促进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改善,比如国际市场已出现科技数码企业如老虎国际(Tiger Brokers)善用科技轻松地汇总金融交易数据,抢占零售证券交易份额,降低投行证券经纪业务的利润空间。
因此投行必须优化客户体验,改善线上业务,提升智能投顾平台与数码化交易平台的专业性、易用性。如高盛的Marquee平台提供的市场价格信息、投资研究、交易监测等服务提高了运营效率和客户体验。随着实体网点的减少甚至消亡,个性化、差异化的高端线上服务将成为发展方向。
第五,量化投资系统将为客户和财富管理业务提供更多的可能。在投行的数码化转型中,资本市场逐渐以量化投资系统取代人工,实现信息的自动获取和持续观察分析以优化市场预测,同时克服了情绪波动等非理性行为从而优化投资决策。
在数码时代,投资决策越来越重视挖掘和采集新信息如另类数据(alternative data),以获取更好的洞察力作为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方式。另类数据指的是许多非标准(non-standard)、非结构性(non-structured)属于金融市场以外的数据,如卫星图像(提供人流、物流、车流、灯光等商业情报)、社交媒体贴文、地理位置跟踪、网站访问统计、零售流量数据、货运数量、来自物联网的数据和其他工业和商业指标数据等。
同时,离岸财富管理中心差异化优势已经由传统的监管、税收转变为数码化能力,在数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美国、英国、瑞士等国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将受到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地区的挑战。
第六,数码化风险控制模型将更好地实现高效决策与风险管理之间的平衡。利用数码技术完善风控模型,优化风险体系实现高效决策与风险控制双目标是当前投行的普遍趋势。通过传统交易与其他海量数据完善风控模型,快速获取客户信贷历史及第三方信息,结合高级算法,精准评估客户的风险状况,从而降低违约率,促进信贷交易额的增长。
总之,投行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支柱,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对中国投行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数码金融的兴起则为中国投行提供迎头赶上甚至“超车”的新机遇。如能把握其中机会提前发力,不断强化“内功”,快速建立起中国投行数码化发展的比较优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外资金融机构共赢未来,更好地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
作者白士泮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 李白金融学院院长、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
彭长是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管理经济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