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随着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对抗逐渐成形，双方的官方沟通也似乎难以取得友好的共识，不是各说各话，就是开清单、下通牒、划红线。

由于疫情阻隔，目前中西方学者的在线对谈和演讲，似乎成了一种新的民间交流形式，演讲内容的中译也常常及时在网上和微信上对公众公布，或者在纸质媒体发表，使关心这些问题的一般大众和学者，也能直接和较快地获知一些西方，主要是英美学者，对世界局势、中国的未来，以及中美关系的评估。

笔者的印象是，受中国学者邀请发表演讲，或者举行对话的英美学者，通常的基调都是反对激化中美冲突，主张中美合作，在积极意义上保持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贸联系、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和相互借鉴，至少在负面意义上避免两个核大国的“相互保证毁灭”。受邀的英美学者对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发展理念，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是，如果这些拥有大量观众和读者的在线视讯演讲和对话，无一例外地反复给中国读者灌输西方一流学者齐声称赞中国，批评西方，纷纷承认西方在持续衰落的印象，对于中国民众准确地认识西方和美国是不利的。

这种舆论的形成，会忽视西方学者现实中常常会有的、在受到特别邀请而讲话或对话时的尽可能显得礼貌，不去冒犯和挑战主人，以及尽可能地找到和对方观点的共同点，让对话显得明朗、积极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能说是“投其所好”“见人说人话”，但确实是一种基本礼貌。受邀的西方学者立场和中国目前对增进合作，拒绝脱钩的期待一致，甚至附和“西方衰落论”，听来皆大欢喜，但可能是这种社交礼仪的结果。

例如，“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林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和中国智库学者对谈时，就绝口不提自己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关于“2021年，大约75%的美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公民对中国持负面观感”的论述。

笔者认为，完全受这类出于礼仪的舆论影响，会使受众忽略西方，特别是一些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发展持悲观和批判态度的另一重要面向；另一方面也忽视了西方学者理性和客观的一面。

在和中国学者的对谈中，艾利森讲到：“我们那一代人所想象的接触，是一个落后的、贫穷的、发展中的中国和美国接触并追随美国的步伐，听从美国的指导，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在笔者看来，这句话虽然不是对话中的重点，但如果把对话中关于中美合作，避免冲突这类已经了无新意的要点排开，上述这句话倒很实在地说出了美国人对华认知的代际局限，以及必须面临的转折。

艾利森生于1940年，在尼逊访华时31岁，可以说在这一代人成长时期的记忆中，中国很长时期的确只是一个封闭落后贫穷，追随美国的人口大国；而“接触”正是这样一种并不对等的接触。艾利森当下的自我反思则暗示，新一代美国人必须改变这种看待中国的态度。

这种旧式的对华态度，在比艾利森更早一代的、生于1908年的美国外交官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 Jr.）那里，其实早就有更为清晰的阐述。

在其回忆录《中国通》（China Hand）中，戴维斯认为，上个世纪前半叶，美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以及卷入中国内战的原因，是基于自19世纪中期开始，长达一个世纪的，经由对华从事传教、教育、慈善、商业事业混合形成的一种高度情感化（sentimental），同时居高临下（condescending）,并且以所有者的身份爱着（proprietary love）一个虚构的（fictional）中国人群体的心态，同时期待中国人以应有的感激（gratitude）、崇敬（admiration）和忠诚（loyalty）来回报美国。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论是艾利森口中他那“一代人”的中国观，还是戴维斯笔下剖析得更为深刻的美国中国观，都同出一辙，也都须要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重新调整。好在不论是戴维斯，还是艾利森，对此也都有充分的自省，这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理性精神。

对中国根本性的无知

笔者注意到的第二点，是英国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对西方衰落的论述。尽管中国国内媒体迅速抓住了雅克对西方的“唱衰”和批评，并在标题中显示出来，但即使是对中国大唱赞歌的雅克，也清醒地意识到“西方或许在衰退，但它还远远不到死掉被埋的地步。”（The West may be in decline. But it is far from dead and buried.）。

雅克指出，他自己也对美国抗中的国际动员能力感到震惊，并将之归因于整个西方已一致地把中国看成威胁，虽然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对华负面态度（dominant negativity），美国比欧洲更强。

雅克事实上提醒读者不要夸大西方的衰落，至少美国和欧洲在中国的“威胁”面前仍然可以连为一体，甚至可以把印度也拉入伙。实际上，就中西方关系如何调适以及双方如何共处而言，雅克的答案似乎也暗合并补充了艾利森的观点，即西方囿于成见，对中国何以与自己如此不同，存在根本性的无知（fundamental ignorance）。而当雅克提出美国对中国没有变得“像美国一样”而感到幻灭，他其实也赞同了戴维斯提出的美国对中国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一批评。

第三、关于在中国国内似乎比较盛行的“美国失败”论，受邀对中国听众演讲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教授更是明确驳斥。斯宾塞指出：“中国方面应该认识到，所有国家都会经历艰难奋斗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每个社会都会经历起起落落，不能仅仅因为出现了问题和困难，就草率地认为一种体制终将失败。”这一表态事实上和雅克的警示一致，都希望中国人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夸大美国和西方衰落的程度和速度，更不要低估美国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

斯宾塞教授在演讲中坦率地指明，不仅美国对中国存在误解，中国对美国也有误解，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把美国的挫折当成了彻底的失败。一家美国媒体在自己采访三名美国学者时，受访学者一致否定了美国衰落的断言，坚持认为经济的灵活性，社会的适应性，从全世界吸纳人才的能力，以及高质量的大学教育，仍然是美国的巨大优势。

在当下中国人中，似乎出现了一种低估美国的误判，有不少人还认为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而无视美国对中国长期的高水准研究和观察。笔者认为，客观和深入地看待美国和西方，思考西方学者的言论和观点中批评和反思的部分，比一味听自己想听的话，更有助于中国人准确了解世界。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不仅美国对中国存在误解，中国对美国也有误解，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把美国的挫折当成了彻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