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前伟

观察日本政府在2021年的对华政策，发现菅义伟内阁、岸田文雄内阁对华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似在增长。这主要表现为日本政治人物对所谓中国人权问题的攻击。

但从二战后的日本对华政策来看，人权问题一般不占重要的地位。故似可判断近年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一项新特点是重视人权问题。为何出现这一特点？有三点原因值得关注。

第一、从国际政治来看，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显示日美对华外交路线一致。拜登政权非常重视对华意识形态外交，去年组织了不少以西方普世价值观围堵中国的活动。人权外交也是拜登政权强化其联盟体系的重要手段。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亚洲盟友，两国外交中，都非常强调共同价值观。日本通过此种方式，显示自己在中国问题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致。

第二、从日本外交的自身逻辑来看，对华人权外交，是一种必然结果。日本因其二战历史，为消除侵略战争的不良形象，也有必要以西方的意识形态外交为手段，来重塑自身的国际形象，以便于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所以，二战后，日本政府非常强调日本是国际社会的一员，要与西方世界保持一致。从安倍晋三内阁起，日本政府即重视意识形态外交。近年来，因中国国际地位跃升与中美关系震荡，日本的意识形态外交才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因素。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意识形态外交路线的一种必然结果。

第三、从自民党视角来看，这或与党内斗争相关。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起，党内便派阀众多，在涉华问题上，历来分作数派。据公开报道，自民党内的部分保守强硬势力，一直在人权问题上，向岸田政权施压。例如，要求在北京冬奥会上实施抵制，甚至出现批判岸田及其外相是“媚中派”的舆论。

此外，安倍晋三下台后，在涉华问题上，公开采取较此前更强硬的态度。从这些信息来看，自民党内政治较量，给岸田内阁的对华路线，构成一定的政治压力。岸田内阁强调人权问题，或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不过，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虽在增强意识形态因素，但短期内或不会过度强硬；判断根据主要为如下三点。

第一、基于现实主义，过度追随欧美的对华人权外交路线，就日本政府而言弊大于利。对日本而言，在人权问题上盲目跟随美国，意味着主动自缚手脚，必将大幅缩小日本对华政策的灵活空间。故预计日本政府基于现实利益，应会在人权外交上有所权衡。实际上，日本国内也有舆论主张，两国应在避免决定性的对立的同时，保持对话的基础。

第二、日本缺乏强硬人权外交的历史传统。例如，日本在缅甸和伊朗问题上，便保持了灵活，并未完全追随美国的制裁路线。就中国而言，在六四事件后，西方国家曾集体制裁中国，但日本未盲目追随，反而率先打破僵局。1991年8月，时任首相海部俊树访华，是六四后首位访华的外国政要。紧接着，1992年10月，明仁天皇、皇后又访华。这有助打破当时的中外僵局。

再以2021年为例，当年3月，围绕中国新疆人权问题，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曾对华实施制裁。但日本政府以国内法存在问题为理由而未参加。就在2021年12月初，日本政府也表示不追随西方抵制北京冬奥会，而将独自判断，照顾本国利益。这表明日本政府仍在犹豫，难以下定决心，彻底追随西方人权外交路线。

第三、战后民主改革，日本已融入欧美阵营，采取西式“普世价值观”。但日本与西方历史进程毕竟不同。

相较西方，日本更看重法治，强调有秩序的民主与自由。这使日本民众不太主张、不太重视以人权问题为外交手段。实际上，日本主流媒体虽对中国政治有所批评，但远未达到推动政府实施对华强硬意识形态外交的程度。故日本政治人物在选举中，面对来自媒体与选民的人权外交压力，较西方为小。

综上所述，日本实施强硬对华人权外交路线，缺乏足够的动力、意愿与历史传统。所以，近年日本政府虽以人权问题为核心，增加对华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总的来看，目前日本对外人权外交的“象征大于实际”。故预计短期内不会过度强硬。

作者是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