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层级制定、出台、执行、贯彻的各种大政方针，堪称不胜枚举。但经受了历史和实践全面考验，让人民和国家得以发展，受益和崛起，也让世界广泛赞许、支持与合作的中国大战略就仅有一个，那就是自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

于是笔者没有将此文的题目，定义成“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唯一坦途，因为“改革开放”惠及世界，促进文明进步，也是人类发展的坦途。

能够亲历和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由弱到强的伟大历史进程以及其中的各种艰难挑战，无疑是一种时代的幸运。否则，观察、分析和预测中国的问题和走向，就容易雾里看花，荒腔走板，误入歧途。

“改革开放”的直接历史背景，是走出文革“十年浩劫”。当时中国和中国人的境遇，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仔细感受一下1980年代初中国的艺术作品、出版物和思想界动态，一如春天骤至，大潮奔涌，天外来风。一个民族和文化久受压制和异化的心灵，开始经历解放，人民的热情和智慧，喷薄而出。

“改革开放”绝非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孤立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逻辑与深远的历史轨迹。它与19世纪中期开始的“洋务运动”，后期的“戊戌变法”，20世纪初“走向共和”“五四运动”，及其后中华民国大发展的“黄金十年”一脉相承，接力前进，百折不挠，都代表着一个古老文化和民族，向现代国家和文明转型进步的曲折艰难历程。

“洋务运动”试图靠发展经济和技术强国，但却遭遇到体制落后的瓶颈。“戊戌变法”试图改良现行体制不成，反倒促成新一代中国人“走向共和”，弘扬民主与科学。民国1927年至1937年发展的“黄金十年”，曾经让中国科技和文化人才及大家辈出，中国民族资本和产业茁壮成长。

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就是不断克服走出动乱、战乱和历史惯性的误区盲区。于是“改革开放”必须具备两大智慧：首先是“不折腾”，要用契约代替折腾，折腾属于历史惯性中的旧病复发，从而引发动乱。再就是“内圣外王”，内部的机制清明了、合理了、发展了，对外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反之，如果仍难以实现“外王”，那主要是因为“内圣”不足所致。

毋须讳言，中国现代化历程有着反复类似的痼疾、挫折、怪圈和挑战。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转型的最大争议点，就是发展道路上是否有绕不过去的里程碑，有些关键步骤譬如体制变革，是否可以避开不碰，可以绕着走？

有关答案，其实历史实践和教训早已清晰给出了，清朝的案例就是最生动的注解。如果在此方面短视僵化，不能充分接受历史的深刻警示，那就应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诚然，威权体制下并非不能实现“经济起飞”，韩国自1960年代起至1990年代在强人政权领导下，也成功跨入了“亚洲四小龙”的行列。为了巩固经济起飞的成果，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发展逻辑的下一步，仍须要体制改革和转型的保障，这是绕不过去的目标。韩国后来的实践和走向，世人有目共睹。

同理，中国的“改革开放”虽初获成功，但其中问题和弊病也并发产生不少。譬如一查一个准的众多贪官污吏，主要是由于制度缺陷（如权钱不分），缺乏社会的透明舆论监督，缺乏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等所导致。

于是改革开放在今日中国，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谓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必须攻坚克难，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退却或绕行皆为一厢情愿，客观实际是无路可退，别无选择。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