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晰

12月6日白宫发言人正式宣布，美国决定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即不派任何外交代表或官方代表出席，但是允许美国运动员正常参赛。12月8日后，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也加入抵制北京冬奥会行列。对此，中国指加方抵制北京冬奥会是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完全是政治炒作、“政治自嗨”。

美国这次抵制北京冬奥会，与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有所不同。当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可以说是一种全面抵制或彻底抵制，因为当年美国根本不派奥运代表团和政府官员出席，也不允许运动员参加。和1980年的抵制相比，这次的外交抵制属于程度较轻的抵制，虽不派外交代表或政府官员出席，但允许运动员正常参赛。

既然所有参与外交抵制的国家，都允许其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所以外交抵制并不能阻止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外交抵制没有意义，收效甚微，要真想抵制就干脆采取全面抵制，不要派出运动员。

美国这次带头抵制北京冬奥会，期待能一呼百应，产生骨牌效应，不过情势并没有朝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

截至目前只有立陶宛等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加上“五眼联盟”中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追随美国，其他亚非拉国家和欧洲大国均未加入抵制行列。

如果最终美国无法再说服多一些国家一起抵制北京冬奥，这场外交抵制就只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根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抵制，因为抵制所表达的概念，是要大量的群体参与才算有效。比如1980年美国号召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响应，那才算是有意义的抵制。

国际社会对抵制的号召响应者寥寥无几，各国有各自的考量。估计大部分国家会保持中立，既不参与抵制，也不反对抵制，对美中两边都不得罪，在美中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位置。

不派高级官员出席冬奥会和抵制冬奥会是有区别的，以人权为理由的抵制，和以疫情为借口不出席也是有区别的。五眼联盟中的新西兰，虽然宣布不会派部长级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但理由和美国、加拿大不同，是因为疫情，而不属于外交抵制。新西兰开启了这一种比较“中性”的模式。

日前，奥地利宣布不派政要出席北京冬奥会，同时担心外界误解，所以明确解释此举并非外交抗议或外交抵制，而是因为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要求。比利时也不准备派遣官方代表，并给出两个理由：一是比利时没有派遣官方代表团出席奥运会的传统；二是健康环境不允许。

的确，鉴于疫情肆虐，中国本没有打算邀请过多的各国官员出席冬奥会；而由于中国国内严格的防疫规定，不少国家的官员也本没有打算去北京出席冬奥会。一方本没有邀请，另一方本没有计划去，不出席谈不上是取消行程，更扯不上是外交抵制。在对待北京冬奥会议题时，估计越来越多国家会复制或效仿“新西兰模式”。

与新西兰的低调不同，加拿大在这次抵制北京冬奥会上显得极为高调。美国外交抵制冬奥会是由白宫发言人宣布的，而加拿大是由总理特鲁多宣布的；加拿大宣布外交抵制的理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

特鲁多表示：“如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一样，我们对中国政府一再侵犯人权极其关切。”这次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是我们对人权侵犯行为表达严正关切的持续动作”。

拿人权问题作为抵制奥运会的理由过于简单和牵强，难以令人信服。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没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如果仅以举办国有人权问题就进行抵制，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举办奥运会而不会受到抵制了。国际奥委会高级委员、加拿大人庞德（Dick Pound）日前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针对国际奥委会是中国人权问题的“袒护者”的观点，说北京主办冬奥无可指摘，奥委会考虑的是体育本身，而不是政治，“在改变政治方面，奥委会扮演不了任何角色”。

加拿大举办过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不应忘记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被抵制之痛，理应深知体育运动应保持“政治中立”的奥林匹克宪章精神。抵制北京冬奥会无疑是体育政治化的表现。

今年9月孟晚舟事件和“两个迈克尔”事件解决后，加中关系本已逐步回归正常，但加拿大在这次抵制北京冬奥会上表现得如此高调，为加中关系的改善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加拿大夹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在大国博弈中有时左右为难，有时难免不得不选边站队，这本可以理解。希望加拿大不要盲目追随美国，所做决定应以加拿大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做到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友好相处。

作者是多伦多圣力嘉学院兼职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