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经济，笨蛋！”这是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一句口号。事实上，这句口号也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因为中美纷争的焦点，与其说是在于制度、军事安全之争，不如说是在于经济，在于经济基础设施、创新、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的竞争。

就如美国学者最近所言，“中国正在抢占未来技术发展和全球高科技产业主导地位，在多个行业中，美国已经无法维持实体产品创新的集体研发、工程和制造能力，甚至未来会导致美国无法支撑顶级军力，这一领域才是中美之间带来的斯普特尼克（苏联当年先于美国发射的Sputnik人造卫星）时刻。”

中国是美国的威胁吗？是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偷走了美国的技术？中国是美国衰退的原因吗？所以，遏制中国，或者等待中国自我崩溃，美国就能再次强大吗？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是一个致命的谎言。以此制定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于事无补，而且结果适得其反。事实上，美国自己才是美国自身问题的根源，当今世界能够威胁美国的只能是美国自己。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已故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就分析，美国的跨国公司既是美国权力的体现，但同时也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走向衰退的根源。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主导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外投资被当作是美国的一项国家战略。美国出台了一些激励跨国公司走出去的政策，以此促进西欧，日本地区的经济复苏。

但是，随着技术向第三世界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传播，美国的跨国公司有助于这些国家振兴经济，使这些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力量差距。如此一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初始目标，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多而失效。所以，吉尔平建议美国用贸易或者援助的方式，而非对外直接投资去拓展经济交易。美国应该改革内部经济结构，改变公共政策方向，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腾笼换鸟”，鼓励投资国内，而不是投资海外。显然，美国并没有接受吉尔平的建议，以至于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这又能怪谁呢？

目前，中美贸易纷争可以说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国家贸易纷争的继续。尽管当时的美日贸易战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的迷失，以至于失去了将近30年，而且还继续下去。但是，美日贸易战并没有导致产业与企业大规模地回流美国，相反是更大规模地流向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

30多年前，美国与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而产业转移被认为是一条“微笑曲线”，因为他们控制了技术，控制了利润，至于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制造加工中间环节，实际上是为它们打工而已。但是，30多年后，“微笑曲线”突然变成了“哭泣曲线”，美国与西方国家认为是中国抢走了他们工人的饭碗，掏空了他们的制造业。

究其原因不难看出，美国企业是中美贸易的最大赢家，他们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对他们来讲中国是机遇，绝对不是威胁。但问题是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并没有惠及美国社会，相反是以牺牲美国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一方面由于将产业外包或者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的空洞化，就业机会流失，中产阶级贫困化；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外包与转移到中国，然后又将产品运回美国销售，尽管产品价格是降低了，有利于消费者，但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上升了。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美国变成了能源与农产品出口国，这一变化又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对此就如美国一些政客所言，如果继续下去，在不久的未来美国将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将不费一枪一弹，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陀螺仪，就如同历史上美国取代大英帝国那样，而且中国会比美国干得更漂亮。

对比美国，过去40年，特别是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但中国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自身内在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发展的结果。它受制于全球经济体系，主要是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服务于它们，成为它们在全球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一个廉价生产基地。

这种外向型模式使中国成为全球世界工厂、全球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片面性，以至于能源被过度消耗，环境被极度破坏，劳动力被廉价剥削。同时，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处于低端，缺乏核心技术，主动权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它们掌握了利润的大部分。可以看出，既使没有中美贸易战，中美双方的经济结构也已经面临转型的压力和动力，而贸易战使这种转型变得更加迫切了。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赢，美国之所以输，原因在于中国赢在竞劣，即低工资、低成本，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就会到哪里投资。目前随着中国成本的上升，劣势已经用尽，唯一的选择是转向竞优，就是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且跑得越快越好。对此，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作者原为国际政治学者，现任职于一加拿大国际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