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团队,在北京东城区掀起新一轮胡同厕所革命。三年来,团队共设计出1325个胡同公厕方案,其中800多座已完成更新改造,剩余500多座因冠病疫情暂缓施工。
北京老城的大拆大建近两年已画上句号,而老旧胡同居民的生活不能没人管。2015年中国政府高层提出厕所革命后,最困扰老城居民的如厕环境已大为改观,而对老龄人群的关照、如厕人隐私的尊重,仍是新一轮胡同厕所革命最关切的主题。
2018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团队,在北京东城区掀起新一轮胡同厕所革命。三年来,团队共设计出1325个胡同公厕方案,其中800多座已完成更新改造,剩余500多座因冠病疫情暂缓施工。
对这轮主要以东城胡同为“粪”斗目标的厕所革命,清华美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教授武洲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就是要让胡同居民都能“有尊严地上厕所”。
胡同厕所是设计团队难度最高改造项目
东城区属于北京市核心区,也是老城胡同最密集的区域,人口密度大,平房居民的生活空间普遍较为局促。90年代,这里的居民大清早睡眼惺忪排队上厕所,是非常典型的日常生活场景。当时北京公厕数量少且臭,如厕人毫无隐私可言,厕所脏乱几乎已成为住户与游客困扰不堪的社会问题。
2017年,武洲和他的设计团队开始对东城区厕所做调研时,并未料到胡同厕所会是他们难度最高的改造项目。
有的厕所“一块砖都不能动”,有的“坑位一个不能少”,还有的厕所跟旁边住户的房子“同是一堵墙”,武洲团队先锋现代的设计理念似乎都无用武之地,设计师们要做的是在小小几平米内解决异味与隐私问题。
设计团队从细节着手,逐户了解胡同居民的真实需求。“比如说,胡同里有没有腿脚不好的老太太?有几名200斤重的老大爷?”武洲耐心地述说每一处细节在设计上的考虑:“需不需要加宽坑位?用不用增减坐便器?任何一处改动都要有充分的理由,都要征求住户的意见。”
设计最难的还在于“不能拆旧建新”,他说:“一旦拆了旧的,很可能那儿的居民就不让再盖新的了,谁都不愿意自家紧挨着厕所。”
事实上,为解决如厕难,早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北京政府曾大力新修厕所,整个城市的厕所数量大增;尤其在胡同,每隔三五百米就有一座,可谓实现了如厕自由。
2017年,北京出台新的城市总体规划,明确老城不再拆迁。为让留守胡同的居民提升幸福指数,享有楼房一样设备齐全的生活条件,政府推出厕所入院入户工程。
这项惠民工程解决了部分住户的如厕难题,而对居住空间不足10平方米的家庭来说,仍无法在家“方便”。他们每天早晨仍要去公厕倒尿盆。为此,设计团队专门设计了适用于胡同公厕的倒尿池。此外,为减少厕所异味,冬天如厕不挨冻,设计团队采纳用于飞机宾馆,具有科技含量的材料。
在武洲看来,设计胡同厕所,不是为游客做打卡的网红景点,而是要真正提升如厕人的尊严。
厕纸也是厕所革命重要内容
厕纸也是厕所革命的重要内容。北京2002年取消厕所收费,但不少厕所并不提供厕纸。有些提供免费厕纸的公厕,为防止过度用纸以及“拿来主义”,一度装上刷脸取纸机。
“不能让老百姓用个人信息来换取一张‘擦屁股纸’”,武洲毫不客气地说:“厕所是修给老百姓的,就要让老百姓用得有尊严。”
他也解释,胡同厕所过去经常会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厕纸五花八门。
为此,武洲和他的团队研发出无须刷脸刷码的免费厕纸机。目前,这种伸手即来的感应式厕纸机已经在东城胡同、以及天安门、王府井等地广泛使用。
公允地说,北京胡同居民的如厕环境,与十多年前相比已有显著改善,尤其在商业化开发的胡同,有的厕所有“里”又有“面”。
但也仍有不少厕所囿于空间狭小,管网设施不完善等诸多限制,在隐私和舒适度上,仍无法与繁华商业区,知名景点等地的公厕相比。
北京厕所文化研究中心发起人、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钱军受访时说,北京胡同公厕更新改造后,添了很多人性化设施。但仍有一定比例的小厕所,“连隔板都没有”,只能满足最基本的如厕需求。
他说,中国厕所革命首先要有“观念的革命”,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认为,厕所有点味道也是能够接受的。在这种观念下,管理者、使用者都有较大的容忍度,导致厕所领域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
家住北京东城区东四六条胡同的沈老太(85岁),十多年前家里就装上卫生间,但她还是习惯遛弯时到胡同里上厕所。最近,她终于可以不再为忘了带厕纸而烦心:“把手一搁那儿,就有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