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01周报社论

 

11月底，南非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发现冠病病毒的新型变种病毒株，具有大量刺突蛋白突变，专家估计其可能会绕过现有免疫网造成新的感染潮，世卫将其列为“值得关注变种”，并以希腊字母命名为“Omicron”。在欠缺数据的当下，没有人能清楚掌握Omicron会造成多大破坏。有专家担心它可能重复今年初Delta造成疫情高峰，也有人认为Omicron的致死率可能较低。但正如冠病疫情爆发之初，也有专家以为病毒并没有多大威胁，结果有目共睹。

经历接近两年的折腾，各国不敢轻视新型变种病毒株。欧美日前已封锁来自南非及其周边国家的入境渠道，日本甚至“锁国”，禁止所有外国人士入境。然而，封关动作再快也无法阻止病毒传播，北美与欧洲已相继出现变种病毒株的确诊案例。去年初各国封锁来往武汉航班的做法便说明，病毒往往在政府通报之前早已经过各种途径传播，事后封关难以阻隔病毒流传。

不能阻止病毒变种 共存论无异于豪赌

问题在于“与病毒共存”只是一种消极应对疫情的方法，只求在眼下得过且过，不从根源解决问题。冠病病毒是易变种病毒，只要一天它还在世界各地大规模传播，就代表它有机会产生新的突变。每一次突变，也有可能是一种具有杀伤力的超级变种。故此，欧美等西方国家既然选择了接受“与病毒共存”，便注定无法阻挡变种入侵，只能承受那未知的威胁。

即使Omicron可能如一些推测所言般致死率很低，但有谁能保证不会有下一个杀伤力堪比或超越Delta的变种？即使有了疫苗帮助，但因为多个先进国家的自私和短视， “疫苗民族主义”广泛存在，全球疫苗接种率极不平均。正当西方先进国家都在注射第三针时，非洲的平均接种率却只得6%。全球疫苗接种速度追不上病毒变种，下一个新型病毒株的出现很可能只是早晚之事。

归根究柢，“与病毒共存”策略乃乐观地期望“船到桥头自然直”，与去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病毒到了夏季就会“自然地消失”其实不遑多让。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奇迹的出现，疫情或许可以自然地向好发展，然而，这种近于豪赌的逻辑却绝不可能用来治理国家，也是对人命的不负责任。

处理问题但求应付 终究只会进退维谷

Omicron的出现不但令各国政府面临防疫难题，也陷入经济政策的两难。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上周二（11月30日）出席国会听证会时，一改以往对通胀和退出宽松货币政策“鸽派”的态度，表示是时候放弃“通胀只是暂时性”的看法，提出可能要加快缩减买债乃至加息节奏，以控制通胀压力。这反映了通胀问题已超出联储局的预期，到了不得不加以控制的地步。但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尚未走出疫下困境，变种病毒株甚至可能造成新一波冲击，联储局在加息控制通胀与继续放水保住经济之间，根本难以取舍平衡。

然而，联储局无论如何控制息率也好，对解决美国整体经济困境的作用也很有限。收紧银根虽然可以控制通胀，但美国这轮高通胀的起因并非全是放水所致。通胀全面加剧成因复杂，包括了新冠疫情令工人不愿意回到工作岗位，破坏了产业链及推升了工资；而自2018年贸易战以来美国对中国所额外加征的关税亦开始浮现在通胀上。加息可以起短期的作用，换取时间改善情况，但不可能解决问题本身。例如土耳其的政策利率从2020年中的8%一直增加至今年初达到19%的高位，却仍然无法改变外资流走的现实，阻止不了土耳其里拉价格崩溃及其国内通胀高企的结果。说穿了，因为央行并非万能。

至少自金融海啸以来，美国养成了依赖货币政策应对经济问题的习惯，但应对问题并不等如解决问题。美国始终没有正视产业空洞化、供应链不安全、生产力不能提高等关键问题，联储局放水最终只是遮掩问题本身。而政治上美国也深陷党争多年，没有共识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至今年拜登上台才开始反思问题。联储局当下进退维谷，其实就是美国经济多年以来治标不治本的结果。

香港应该汲取教训 为政必须问题导向

变种病毒株和美国息率的发展不单可能对香港影响重大，欧美政府应对问题的态度本身也值得治港者警惕。西方国家面对疫情，本来有充足时间应对，甚至可以下定决心追求“清零”，但大部份政府却不愿及早应对，一直拖延到疫情一再爆发，才想办法左缝右补。又好像美国的经济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党派政治下，政策长久以来只能在表面着墨，从来没有人敢下决心触动既得利益阶级的“大饼”，只将亲手埋下的危机美其名为经济周期。若不从根本解决问题，仅短视地应付表面的紧急状态，只会积重难返，最终引发灾难。

回看香港，政治光谱各路人马一直沉醉于意识形态之争，从政者务虚而不务实，要么高谈阔论自由民主，要么甘作政治附庸，从来没有从根本解决香港经济及社会问题。最明显的沉痾宿疾要数房屋问题。自金融海啸之后10多年，私楼楼价一直高企，而公营房屋的供应又不能满足大部份人的需求。政府过去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者，只提出印花税、过渡房屋等小修小补措施，从政者也鲜有站出来提供解决问题的蓝图。结果是在劏房林立之时，政府和立法会合力通过劏房租务管制，看似可解燃眉之急，实际上对问题的根本核心——房屋作为基本需要而非炒卖工具——却未曾触碰。

又如公营医疗、退休保障、产业转型等实实在在的问题，政府若然只引入海外医生，又如何寄望公立医院能留住人手？官方一再推销年金计划，又有没有想过基层市民早已生活捉襟见肘，根本没有足够的积蓄？ 2019年的示威乱局说明“纸包不住火”，问题已严重到不能再含糊应对、不得不正视的程度，然而若治港者没有问题意识，只从表层问题着手，终究只会像“与病毒共存”一样不可能根治问题，而要一再面对变种的威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问题导向。所谓问题导向，是指要认真研究并寻求表面问题背后的核心，并不是“头痛来了才医头、脚痛来了才医脚”。我们经常说香港面对深层次结构矛盾，既谓深层次，自然必须以科学及逻辑的方法一层层拆解，抓住核心问题成因。

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在即，候选人不少都打着改革、改变的口号，政府官方也呼吁市民“为港为己，投一票”，但改变不能只是流于口号式的叫喊。我们衷心希望所有从政者都能打破意识形态的障碍，认真为香港“把把脉”，带领香港全面改革，脚踏实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