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社论称，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东跑行程时说，民进党是民主的政党，执政价值不变，台湾民主品质会愈来愈好。赖清德对此应有不同感受；他才在总统初选中，见证了蔡英文如何“修改民主”、伤害民进党的核心价值。

民进党虽以民主为号召，却在党内外都与民主越走越远。如果只把韩国瑜所说民进党把台湾民主搞坏了、郭台铭所言蔡政府朝独裁之路靠近，或朱立伦所指民进党口口声声扞卫民主，实际上做的都是反民主，都视为党派之见，那么至少赖清德的椎心之痛，不会是无病呻吟。

事实上，蔡政府假藉“转型正义”和“国安疑虑”之名，三年来的反民主作为，已到“罄竹难书”的地步。

民主国家的政党，彼此间具竞争关系，但蔡政府却透过各种修法，对政党采取高密度管理。党产条例就是显例，蔡政府可据以任意处置国民党的财产，将其组织、财产都纳入管控，甚至只要过去与该党有瓜葛，如今仍被认为偏蓝的民间团体或公司亦不放过，可说把政党的管制推到极致。“转型正义”系列立法，亦莫不具有针对性。

而政党法的立法，赋予政党一定时间内提名候选人、缴交财务报告的义务，违反者撤销登记。政党是宪法层次的人民结社权，其解散与否应由大法官会议决定，政党法却赋予内政部“太上大法官”的权力，以“撤销登记”达到“实质解散”的效果。

蔡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政党的管控，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蔡英文昨天宣告，继“国安五法”完成最后拼图，接着还要完成“中共代理人”修法，严格规范人民、法人、团体或机构为中共代理人。但试问，何谓代理人？标准为何？

这种拿“国家安全”作幌子，违反民主原则的修法，更已扩及人民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范畴。前述修法，把为中国大陆政治宣传、发表声明、参加会议都纳入管控；这如同国安法修法大幅增加为港澳或敌对势力发展组织的违法认定范围，只要参与和对岸有关的活动，就可能触法。而这一切滥权举措的正当性，都建立在抽象的“国安疑虑”上。

民进党对“国安疑虑”琅琅上口，可是蔡英文被问及“国安疑虑”是什么时，竟也答不出所以然来。人民却很容易联想到，这和过去的刑法一百条、动员戡乱惩治叛乱条例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把“叛乱”、“匪谍”换成“国家安全”罢了。

还有些违背民主的修法，是连国安、正义这种抽象理由都没有的，例如公投法修恶，把公投与大选脱勾，并改成两年一次，等于判决公投死刑。理由竟只因“选务繁杂”，就走民主回头路，民进党如何自圆其说，都说不过去。

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上月修正上路，大幅限缩媒体采访自由，却同时把“国家安全”偷偷纳入可以公布案情、不需遵守司法不公开原则的类别中。这也意味除了立法和行政手段，选择性公布司法案件，将成为政治操作的工具。而甫通过的政治档案条例，也被质疑可能打着“转型正义”旗帜，选择性公布政治档案，进行政治操作。毕竟这样的例子，过去在“三中案”或其他政治性案件上屡见不鲜。

这些民主的倒退，还是透过立法为之，遑论藉由行政裁量或人事手段的扩权、毁宪、反民主。至于所谓捍卫民主、国家安全，都充满抽象，不仅民进党执政时可拿来迫害异己，更给了未来统治者重回威权统治的法源。

民进党的“转型正义”，以德国为师。但德国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民主化，历经纳粹和东德统治，产生了民主逆流，所以用“防卫式民主”和“转型正义”导正、巩固民主。如今台湾同样面临民主巩固，蔡政府却以“国家安全”、“转型正义”为由，为延续政权而制造民主逆流；民进党已让自己成为唯一该被转型正义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