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社论

经济，是人民恒久关注的课题，也是每次大选必然攻防的议题。蔡政府因此而执政，却也因此而面对严肃挑战。的确，近年来台湾的经济型态、企业思维、低薪结构的改革，与当初执政党的宣示及人民期待存在落差，也导致在野党得以用“拼经济”取得政治优势。

经济结构转型、改善低薪窘况当然是现今政府的首要之务，蔡政府提出的产业创新计划、改善低薪对策也都依序展开，不可谓不努力。虽说经济结构与低薪问题错综复杂，确非短时间可以看到明显成效，但我们也必须说，依据台湾过去经济发展的经验，想要单纯依赖内部政策与发展共识来达到经济转型的目标，殊属不易，而通常可带来结构性改变的主要因素都是外来的驱动力。

台湾的金融自由化始于美国的压力，历经改革痛苦，始有今日金融业的良好体质与发展前景；台湾最深刻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来自加入WTO，进而带动产业转型使台湾得以更融入全球经贸体系。这些外在的驱动力，一来因为连结国际的正当性足够，遭遇的国内政治阻力较小，二来有足够时间让国内产业形成正确预期而得以适时调适，因此长期来看，效益均高于转型痛苦的成本。

以较近的例子来看，马政府欲藉中国大陆发展经济的思维容有争议，但在ECFA的谈判与签署过程中，中央政府文官体系上自府院下至部会局处全体动员，视ECFA为经济改造的重要工程。为减少经济冲击与内部反弹，也积极辅导受害弱势产业转型、推广MIT微笑标章，这些都收到优化产业的一定效果。但反观马政府对内提出的发展六大新兴产业计划、十大服务业发展计划等，于今看来，实未达到当初预定的目标。这说明了寻求适当的外部驱动力来转型经济往往成效较佳，也说明了内部经济转型政策落实的困难。

以国外的例子来看，且不说韩国向来即以签订FTA来做为经贸发展驱动力，即使对FTA不算热中的日本来说，日本早前经历经济长年衰落的困境，但2012年底上台的安倍内阁虽面对国内“TPP亡国论”的汹涌冲击，却清楚理解并宣示加入TPP乃是日本二次开国的最重要契机。除了带动经济成长的效果外，日本更重视加入TPP扭转与刺激经济结构转型的效果，力图摆脱经济与产业结构长期难解的课题，包含突破过去主力出口产业价格竞争的恶性循环、抢占高附加价值与成长潜力产业的优化结构、加快农业改革脚步以提升海外竞争力等。这些思维与努力至今仍体现于日本对于CPTPP的积极主导上。

一国的对内经济政策较难有成效并不难理解，经济发展要兼顾生产成本、劳动条件、环境保护、产业的汰旧换新，本就存在各种基本矛盾，民主社会中的不同立场的利害团体各有实力相互掣肘，往往导致政策推展牛步或过多妥协致使成效不彰。对于高度依赖成本节省的经贸模式与民主发展蓬勃却未臻成熟的台湾而言，这种困境尤为严重。

蔡政府的经济政策布局，也早早宣示必须“连结国际”，但新南向风潮迟迟未起，难比当年西进热潮；加入CPTPP的努力，看不到成效，核食公投的成案与通过更凸显了主管经贸事务官员的轻忽与怠惰。更重要的是，从产业创新计划到解决五缺问题，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心几乎全置于国内，对于新南向政策、加入CPTPP、甚至有进展机会的台美FTA，迄今不见政府卷动各部会文官体系、形成像ECFA般的全民运动。我们都理解政府有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感，但必须体认外在驱动力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无论欲亲美亲日亲欧，都应及早以大开大阖的态度，拟订全方位的政策有序推动，并勇于与人民沟通，台湾经济才能事半功倍地快速有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