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由奥运世界名将纪政领衔推动的“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还未完成第二阶段连署，对岸与国际的封杀行动却已展开，原来明年8月要在台中举办的东亚青年运动会，昨天经东亚奥会召开临时理事会以举手表决方式，取消了台中的举办权。

这当然是对岸一次严厉的示警行动，要以强烈的讯号告知台湾内部，公投不过是一场徒劳无功的政治游戏，就算公投通过了，台湾也不可能真的以“台湾”的名义参加奥运赛事。对于台湾推动2020东京奥运正名公投活动，大陆籍的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刘鹏明确表明，此举“公然挑战奥会模式”，对东亚运动会产生巨大风险，因而建议取消办理赛会。

年底公投 “中华台北”走入历史？

前年8月里约奥运开幕，依照往例我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赛期里我选手获得奖牌时，也只能升中华奥会会旗，吹奏国旗歌，但台湾内部随统独消长，愈来愈多人对此一安排不满，一些外媒也加入表达不满情绪的行列，当时美国网络媒体Newsy即以一篇标题为“台湾得在奥运期间，使用不同名号、旗帜、国歌”（Taiwan Has to Use A Different name, Flag and Anthem for the Olympics）文章报道指出，如果观众有收看开幕典礼，就会看到有一支参赛队伍令人感到奇怪，而这支队伍叫做“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这面旗帜，不属于任何国家，而中华台北也不是一个国名。

里约奥运一结束，北社、台湾教授协会、时代力量等数十个独派团体或政党即开了一场记者会，发表“我们的台湾，我们的旗”共同声明，疾呼“以台湾之名向国际发声”，并在网络公开征选“台湾奥运旗”，进军2020东京奥运。

今年2月，由纪政挂帅的东奥正名公投即正式提案，并很快在3月23日的中选会委员会上获得通过，如今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第二阶段连署，台湾藉由年底公投终结“中华台北”似乎来势汹汹。

1932开始 边抗日边派队参加奥运

1932年，中华民国政府首次派员参加奥运会，选派田径选手刘长春为“中国”国家队代表，由于正值抗日时期，更特别刊登刘长春照片，称他为“中国四亿人的唯一代表”，从1932~1948年的五届赛事，中华民国确实就是“中国”的唯一代表，但这期间中国都在应付日本的侵略，或是接踵而来的国共内战，无法真正派队参赛，只能象征性地由少数个人与赛。

当时的台湾仍在日本统治之下，在东京念大学的台湾人张星贤，曾代表日本参加奥运，成了第一个参加奥运的台湾人。

北京、台湾 奥会准双方同时参赛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1952年的奥运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两岸政治分裂情况浮上台面，国际奥会首次讨论“中国问题”，会中决议两岸运动队伍可以同时参加此届奥运，可是我秉持“汉贼不两立”愤而退赛，而这是大陆首次参加奥运。

当年，国际奥委会以三十三票对二十票通过，准许中华民国和大陆双方参加比赛后，我当时奥会代表郝更生立即宣布“中国”（即中华民国）将退出世运以抗议准许大陆参加。

1956年墨尔本奥运，国际奥会要求台湾以“福尔摩沙中国队”名义，与对岸的“北京中国队”共同参赛，这次改由大陆坚持“台北不出，北京不入”，退赛杯葛。

要求我改名“台湾” 引爆抗议事件

1960年罗马奥运，国际奥会针对“中国问题”，做出对中华民国不利的要求。决议认定，位在台湾的“中国奥会”，因管辖未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在台湾台北的“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不能以“中国奥会”名称继续接受承认。但是换个名称依旧可以申请，最后国际奥会同意我以“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为名称，但必须以“台湾”或是“福尔摩沙”的名义参赛。

这次，我虽与赛，但为表示抗议，开幕式上我代表团手持“Under Protest”白布条，缓缓通过司令台，这是目前奥运史上唯一一次开幕抗议纪录。

其后，1964年东京奥运、及1968年墨西哥奥运， 中华民国虽使用“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但实际上，在参赛出场及大会的公报或文件上，仍称中华民国为“台湾”。

不过，1972年，经我长期抗议，国际奥委会再度就“中国问题”提出讨论，结果表决多数赞成我以“中华民国”参赛。

蒙特娄奥运逼改名“台湾” 我退赛

1976年奥运在加拿大蒙特娄举行，这时加拿大刚和中国大陆建交，在大陆施压下，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声明“一个中国”立场，要求我改称“台湾”，否则不得入境。我代表团一行人当时已抵达加拿大，却不得入境，转至波士顿待命。但最后斡旋失败，我代表团开赛前夕退出奥运。

1979年，国际奥委会达成名古屋决议，推翻1960年的协定，正式确认北京在奥会的地位，内容为：

1.承认北京之奥会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与国歌。

2.中华民国奥会将在“中华台北奥会（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的名称下继续参加奥运会，但须提出不同于以往使用的国旗、国歌，并由执委会批准。

中华台北模式 洛桑协议定调

在不愿更改国旗及国歌下，我于1980年暂停了所有奥运活动。并向国际奥会总部瑞士的洛桑地方法院申请假处分，请求停止名古屋决议之效力。但最后迫于无奈下，我签下《洛桑协议》，确认台湾奥会名称变更为“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及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提送之旗帜及标志，即梅花加上五环标志。但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享有与所有国家奥会完全相同之权利与地位。“中华台北”的名称即沿用至今。

洛桑协议是在1981年3月23日，由我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沈家铭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萨玛兰奇，在洛桑国际奥会总部签订的，全名其实是“国际奥会与中华台北奥会协议书”，我之后陆续运用相类的模式参与许多其他国际组织或会议，这种模式即常被称为“奥会模式”。

当年弃“台湾” 现却变成追寻目标

由于台湾内部政治意识的变迁，“台湾意识”高涨，台湾自认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已寥寥可数，当年我们认为是屈辱的名称，很吊诡地，在今年却变成了公投要正名的目标。可是，这个所谓的正名却俨然是对北京所认定的现存架构的严重挑衅。

东奥正名公投案在2月提案后，即遭对岸人士多次严厉批评，质疑这项公投挑衅两岸关系、炒作台独。中华奥会前国际组长姚元潮更在4月写信给国际奥会，直指纪政是在推动台独，藉东奥正名来伪装，将引起台海危机。他还建议国际奥会，透过中华奥会给台湾当局警告，以防此事发生。

为此，国际奥会也在今年5月初主动发函给我中华奥会，表明国际奥会执委会会议中讨论了台湾欲改名参加东京奥运议题，最后决函知中华奥会，任何更改名称之举动都将“不予核准”。亦即，公投都还在连署，国际奥会已经封杀了改名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