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日报发表社论文章称，中国大陆领导人中领导人两会时参加广东团会议，被一位年轻代表的发言激发出连串金句，中领导人说：“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领导人临场不经意的几句话，恰恰就点中了中国新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的要害，也为几年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最佳注解。

中国的经济增速近年明显地缓慢了下来。从中共19大开始，以追求“高质量发展”取代以往的“高速度增长”，凸显了执政当局不再执着于高速增长的心态。这样的调整是可以理解的，在理论上，中国GDP总量基数已大，持续高速的难度自然不小，在现实上，以早前的美、日，及稍后的四小龙为例，也是由高速而中速而低速，难有例外，是以现阶段中国已把增长的预测值调低为6.5%，至于长期，恐怕对进一步的调低也做好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但毕竟这只是一种直觉，或最多是一种经验法则，中国未来还有多大的增长潜力，恐怕还是有必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观察与评估。

不妨就先以过去改革开放以来40年，分两个阶段作一回顾分析，从1979年到2012年共34年，是大约年平均10%的高增长阶段，近五年即2013年到2017年，则是大约年平均7%的中增长阶段。前34年高增长之所以为高增长，缘由有四：一、中国走向开放与全球接轨之时，正迎来全球化最新一波的高潮，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二、数以亿计廉价的劳动力，为中国在此一巨大市场中取得了核心竞争优势；三、体制的持续改革不断释放出1978年之前被压抑住的巨大生产力与能量；四、对环境生态及对农工低阶劳动力权益的巨大透支。年均10%的增长，既来自前三者的正面贡献，也来自第四者的负面贡献。如扣掉来自透支的不健康贡献，那么2012年之前34年的增长应低于10%；换言之，高增长时代的10%，实际上是偏高了。

其次看2013年到2017年。增长明显减缓，必须看到这是在矫正之前政策错误之下的结果，包括对环境生态的透支、对农工权益的透支、过度的扩张政策。这三类矫正均不利于增长却又不可能回避，所以理论上，近五年的增长理应高于7%。

对过去40年作了这样的检视之后，就可以在这样的基础看未来了，比如说下一个40年。

根据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一取决于需求面，二取决于供给面，前者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更多地影响短期，后者一如生产函数所示，靠人才、资源、资本、技术，更多地影响长期。中国执政当局显然已从过往过度的扩张性宏观政策中总结了经验，过于扩张的总需求政策固有利于短期一时的增长，却不利于长期健康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在中领导人的第一个任期中就进行了调整，开始强调“供给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若就供给侧的形势与条件进行观察及评估，中国未来中、长期展望，具有相当雄厚的潜力。

首先是人才，中国人的智商本就处于世界前沿，教育科研投资又大，大学毕业生一年约800万，一半是理工科，规模是美国的五倍，印度的十倍；还有许多海归。近年来中国在许多科技及产业领域突放异采，绝非偶然。

其次，资源（含土地）就人均概念比较，中国不高，但交通运输飞速发展，铁路八纵八横、124万公里，含高铁2.5万公里（全球六成以上），加上公路深入偏僻，土地与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大幅提高。

在资本方面，储蓄率高是优势，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则是短板，要靠改革、政策与人才迎头赶上。

最后，再看需求侧。中国与各国一样，虽然都将面对“逆全球化”的潮流，但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有14亿的人口及已然形成的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

综合以上分析评估，未来的中长期，中国应有很大机会避过美、日及四小龙的轨迹，持续维持中速以上的增长，并在2030年前后GDP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