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报》日前报道，我驻巴林代表处也被巴林要求改名，这已是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的第4例。就时序发展而言，说这已是北京的对台政策倾向，该不会错。蔡政府若再不妥为因应，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巴拿马断交案不算，仅就最近这4例遭到驻在国要求的改名案，无一例外的都有2个共同的特征。首先，北京的态度是无论是“中华民国”或“台湾”都不许用；其次是改名后名称一律都是“台北”。

我原先驻奈及利亚所使用的名称是“中华民国驻奈及利亚联邦共和国商务代表团”被改为“台北贸易办公室”；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是“中华民国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驻杜拜商务办事处”改为“驻杜拜台北商务办事处”；在厄瓜多的名称是“中华民国驻厄瓜多商务处”改为“台北驻厄瓜多商务处”；最晚近的是“台湾驻巴林商务代表团”改为“驻巴林台北贸易办事处”。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可以看出，北京对民进党大陆政策的不满与不耐溢于言表，外交休兵已然终结自不用提；这使得原先在马英九主政时的“九二共识”时代所仍旧得以维持的“中华民国驻某某代表处”名称无法维持。于是“中华民国”不见了，而民进党所努力推动的“台湾”化也显然碰壁。

可以很清楚地说，北京在两岸的外交战上已经归纳出一个方向，即是全部地方化而非地区化。换句话说，没有了九二共识就没有了外交休兵，中华民国这名称自是进入被打压的行列而不能再用；但基于对台独的防杜与围堵，“台湾”这个地域性名称也不准用。于是，最后只能用台北。

在早年的两岸外交斗争中，我方对驻在国名称还一度有用“台北”的偏好，大于用“台湾”的兴趣。因为用“台北”是表示临时首都，尚具有代表性，而台湾只是个地区，再加上北京的外交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当时我方宁可选用“台北”为名。时移势易，由于民进党的台独倾向，使得台北这个名称反而重新成为北京的选项，这倒是始料所未及。

从最近的发展来看，中华民国在蔡政府无能的两岸政策下，从国际到两岸都已陷入一盘棋的危机。在国际上，我被迫用台北；同时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鼓励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城市对城市”交流，再加上蔡政府本身的“地方对地方、行业对行业”的所谓“澳门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蔡政府似乎在不明就里地被陷入“台北化”、“地方化”的局面，结构已是隐然成型。

反观民进党政府，面对这样的形势，没有全面性的应对策略，却还是只能在“限制大陆官员来台”、“限制退将往大陆”等这些枝微末节的小动作上打转。依此情势发展，“中华民国”这盘棋恐怕给民进党走到“地方化”死巷子的尽头了。

作者孙扬明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