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政府上调最低时薪 韩国人吃喝不乐(2)

时间:2019-06-09 08:1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国际时政
最低时薪上调 近三成零工失去工作 调高时薪,员工固然开心,可是《文化日报》对五家快餐厅的招聘广告做了分析后指出,上调最低时薪后,约三成打零工者反而失去了工作,因为不少餐饮店为了节省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最低时薪上调 近三成零工失去工作

调高时薪,员工固然开心,可是《文化日报》对五家快餐厅的招聘广告做了分析后指出,上调最低时薪后,约三成打零工者反而失去了工作,因为不少餐饮店为了节省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引入自动点餐机系统。在韩国就业市场萎缩之际,自动化进一步流失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使韩国的失业情况恶化。

今年2月大学毕业后正在找工作的金姓青年(26岁)说:“我是釜山人,原本想来首尔一边打零工,一边找工作。政府调高时薪后,很难找到稳定的打工机会。

“政府说上调最低时薪将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但我怎么只感受到物价暴涨?两年前,花5000韩元(5.80新元)就能吃到一个紫菜包饭和一碗快速面,现在吃一个紫菜包饭都有压力。”

个体工商户陷困境

在韩国,个体工商户群体雇用的员工占了整体就业人口的21%,大多数从事餐饮、零售等服务行业。政府大幅上调最低时薪后,令许多个体工商户的用人成本上升,经营陷入困境。

在首尔江南经营“海带汤”专卖店的李相润(46岁)说:“韩国餐饮业界普遍认为,人力成本占营业额的23%至25%合适,政府调高最低时薪后,人力成本占营业额将近30%,负担太重。”

他说:“去年贝类价格涨,我上调海带汤售价1000韩元(1.16新元),客人就此少了。

“我们的顾客是上班族,午餐价格超过1万韩元(11.60新元),他们有压力。所以今年时薪上调,我不敢再加价,因应裁减一名工读生,自己多做一点、辛苦一点。”

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成太胤说:“谷类和肉类价格大幅上涨,加上提高最低时薪后人工费也上涨,导致韩国饮食业者纷纷提高收费。

“政府为推动收入主导型增长政策而提高最低时薪的做法,已成为物价上涨的帮凶,因此急需改变政策方向。”

檀国大学经济系教授姜明宪指出,急速提高最低时薪导致雇佣减少,会给弱势群体造成更大的冲击,这是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收入和就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导因。政府今后几年需要暂时冻结最低时薪。

韩国经济研究院指出,文在寅政府上任两年来,最低时薪已经从最初的6470韩元(7.50新元)上涨了29.1%,这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万美元的国家中涨幅最大的。

盖洛普调查:不满意文在寅施政多达44%

据韩国盖洛普5月21日至23日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6%的受访者对文在寅的施政表现表示肯定,主要是他推动、改善了韩朝关系。调查结果中,认同这个观点的受访者有15%,认为他尽心施政则占12%。不满意文在寅施政的受访者有44%,其中半数认为他在改善民生与经济方面不力,13%认为他过于重视朝鲜关系。

据韩国央行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0.3%,是2008年第四季度金融危机之后的最低纪录。尽管如此,就任即将满两周年的文在寅在KBS电视台访谈节目中仍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至少在2.5%至2.6%。如今经济开始出现向好趋势,下半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有望恢复至2.5%以上。”

文在寅5月14日出席韩国中小企业人大会时也说:“或许民众不能立刻感受到政府经济政策带来的成果,但整体而言,韩国的经济正在迈向成功之路。”

韩国总统府经济首席秘书尹琮源也对未来经济展望乐观。他表示,今年上半年,外部环境不佳以及地方财政政策的执行推迟等因素,都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下半年,政府将出台多种政策,期待能改善经济环境。

然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内外智库纷纷下调对韩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经合组织5月21日发布的报告中,将这个增长预期下调了0.2个百分点,至2.4%。

经合组织指出,全球贸易不景气对韩国的出口不利,加上制造业进行结构调整,导致投资和就业低迷,综合影响了韩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韩国政府2018年至2019年将最低时薪提升29%后,低层的就业岗位增加放缓,去年雇佣增长率为0.4%,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也将韩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11月公布的2.6%下调至2.4%。

开发研究院警告,如果美中贸易纠纷导致全球贸易进一步放缓,韩国的经济增长最终可能比最新预测还要低。过去两三年来,韩国经济依靠半导体产业撑起半边天,但韩国主导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时代已过去,半导体出口占比下降,这对韩国整体出口构成很大的压力。

韩国主流媒体指出经济政策弊病

上述观点都与韩国政府的“经济乐观”调子形成鲜明对比。政府对经济情况的判断被认为过于“安逸”,引发争议不断扩大。

文在寅为了兑现增加工作岗位的竞选承诺,特别设立了国家就业委员会,政府也首次为创造工作岗位编制补充预算,连续三年共投入77万亿韩元(约合892亿新元)。

不过,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4月雇佣动向》报告显示,4月份失业率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达到4.4%。这也是继2000年4月的4.5%之后,近20年来的最高纪录;其中,青年失业率高达11.5%,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高。实际失业人口也大幅增加,同比多了8.4万人,达到124.5万人,这也是2000年以来的最差纪录。

此外,文在寅政府执政两年来,贫困阶层的月均收入从95.9万韩元(约1110新元)降至80.3万韩元(约930新元),减少了16%。分析认为,最低工资急剧提升导致临时工和日薪岗位大量消失,首当其冲的是低收入家庭。

韩国主流媒体纷纷发声指出经济政策的弊病。《中央日报》社论称,韩国当前无论是就业、投资、出口、生产、民间消费等方面,无一指标“值得赞”。虽然文在寅政府自我标榜为“就业政府”,但实现的就业指标却近乎灾难。年轻人失业率落到最差水平,三四十岁群体的就业机会也不断减少,虽然政府花费大量资金为60岁以上年长者创造了大量工作,但这样做只是“自欺欺人”,可创造税收的优质就业岗位依然欠缺,收入两极化日趋严重。

社论指出,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亲工会政策,加上政府优柔寡断,不敢大刀阔斧放开管制才是问题核心;政府不应继续对批评充耳不闻,否则经济只会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文化日报》社论也指出,政府投入77万亿韩元的预算编制就业岗位,但结果提供的只是老年人的廉价工作岗位和公共临时工,并没有实际扩大民间就业机会。调高最低工资导致减少雇佣、物价上升、消费疲软的恶性循环,状况如果持续下去,政府要通过增加收入来扩大内需以达到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势必陷入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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