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突搜

香港今年初逐渐解除疫情限制后，社会开始恢复正常生活，不少团体近来陆续申请举办公众集会或游行。但香港警方提出的条件却在社会上引起颇大争议。

3月26日，有居民组织游行反对将军澳区内填海，成为《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的首次游行。虽然这场游行只针对民生议题，不涉及政治，警方仍然如临大敌，要求人数上限100人，参加者还要在脖子上挂号码牌，被喻为香港史上管理最严厉的游行。

刚刚过去的周末，香港又有十多场公众集会和游行活动。警方的手法如出一辙，同样对各场活动提出严苛的限制要求。例如有小学举行亲子步行筹款，师生必须身穿校服及社服，家长要佩戴活动襟章。另一场宗教活动游行，警方要求所有参加者手持圣枝，以及在手臂上佩戴红色丝带。

环顾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集会、游行和示威自由已经成为民众的基本人权和法定权利。香港《基本法》也明文保障市民有游行集会的自由。多年来，香港几乎是“三日一游行，五日一示威”，成为世界上民众抗议最频密的城市之一。

所以当港府早前对市民游行新增诸多限制后，不少港人都表示无意参加游行；也有活动申请人形容官方的做法极具侮辱性，让参加者有“被圈养”的感觉。有舆论更形容这种“鸟笼式”示威游行体现了北京新的对港管治模式，意图针对香港公民社会。

目前来看，警方对游行的新规管手法，除了让不少民生关注组团体意兴阑珊，也“吓怕”了部分建制派团体。一些建制派劳工团体以往都会在五一劳动节举办游行，但今年均声称仍在考虑是否继续举行。

平心而论，港府在2019年社会运动后对游行和集会作出一系列限制是情有可原。当时的游行组织者经常通过发起一连串大型游行借机闹事，以致香港社会撕裂，经济民生遭遇重大损失。如今香港刚从2019年动乱中平定下来，警方从中吸取教训，对游行活动进行一定管理，以确保集会游行和平、安全、有序，某种程度上确实无可厚非。

事实上，透过集会示威活动以表达诉求是民众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毫无限制。就算在西方国家，政府对集会、游行和示威等群体活动也会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包括游行地点、时间和场所，以便官方维护公共秩序，以及防止不法分子混入集会及游行扰乱，甚至做出违法暴力行为。

但要注意的是，若官方对民众的集会游行示威施加过度限制和规管，导致群体利益诉求不能顺畅表达，反过来也会不利社会稳定。

须知道，一个正常的社会是由不同利益群体组成，这意味着政府推出的重大政策，总会触及某些团体的利益，导致他们对政府不满。政府允许或鼓励民众进行合法集会、游行、示威，正好可以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也有利于执政者了解民意。

进一步说，政府如果能够对民众的和平集会游行进行合理规制，并及时做出解释和回应，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就可以起到“减压阀”的作用，对官方疏导社会矛盾有积极作用。

如今香港警方限制市民游行，肯定会打击部分市民的游行意愿，进而衍生出一些弊端。比方说，警方要求主办方确保参加者挂号码牌、手持指定物品或穿戴指定服饰识别等，部分市民原本不支持游行的诉求，但看了心里极为不爽，反而会改而对行动寄以同情。政府也会因小而失大，失去民意支持。

此外，通过集会、游行或示威这种渠道表达诉求的大多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最初往往是倾向利用和平方式来表达诉求。如果游行受限制，一些人可能会选择不上街游行，转而采取更激进的表达手法，这不利于社会稳定。

更重要的是，若港府高层没有受到外来刺激，一切感觉良好的话，思维就很容易停滞，难以带领社会进一步发展。眼下香港社会问题丛生，亟待官方大刀阔斧纠正。游行示威活动在人为因素的限制下大减，显然不利官方找出社会问题所在。

总而言之，集会、游行、示威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促进社会进步有很正面意义。诚然，官方有责任对集会游行示威施加一定限制，以防止出现不可控的风险，但也不能以此为理由，严苛限制集会游行示威。港府在两者之间要把握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