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改变都包括哪些内容？

“之前，爱国会的工作就是在实际行动中否定教宗的角色。而今，教宗任命主教的角色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所以爱国会在实际上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爱国会的功能和目的已发生改变。在爱国会的注册更具象征意义，在爱国会的登记是为了显示主教们和神职人员对于政府的忠诚，和对中国现有秩序的尊重。后一点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

在尚待解决的问题当中，还包括中国主教团，该机构也因为未包含不被政府和世俗当局承认的所谓的“地下”主教而没有被圣座接纳。

“从教会法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天所有的中国主教都是合法的，那么中国主教团被圣座接纳的合法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梵蒂冈官方文件中依然载之在册的教区划分体系——对应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有效的教区划分——和根据中国政府规定，在过去几十年间重新设计的教区划分体系的协调问题，这些都可以在中国和圣座之间的工作委员会中富有成效地加以处理，双方经由细致耐心的工作，并在需要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所谓的“地下”教会团体是否会受到协议的惩罚？

“对政府和相关机构特别不能容忍的团体，以及依靠对政府的反感而建立自我认同并视之为构成其群体认同的基本特征的团体，对临时协议持拒斥态度。”

这种态度普遍吗？

“实际上，在“地下”教会的天主教徒当中，许多人很高兴或者至少期望看到协议的结果。如果他们看到自己不必自我封闭在狭小的团体或不必有所隐藏，就可以体验到在天主教会大家庭中的归属感，那么，与所有其他中国天主教徒的合一就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此外，需要牢记的是，天主教徒只占中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政治层面，他们没有太多的份量。相反，福音派基督徒却增长迅速，他们当中也包括许多企业家和教授”。

齐齐哈尔主教魏景仪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他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对天主教会而言即将结束地下时代的局面。您怎么看？

“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地下状态是与特定历史情境相关的选择，而非缘于某一个人的压力或命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谁不想追随自选主教，谁就会被边缘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个教徒都不得不在秘密状态下守护自己的信仰。而今，在新的形势下，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保持地下状态”。

与圣座的临时协议是在以更加严格的管控和立法来规范宗教团体的活动之时签署的。这不是一个矛盾吗？

“看上去似乎的确很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实际上无法想象，如果中国彻底放弃宗教政策管理体制，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必须按照规则来处理和解决问题。政府的主要利益仍然是社会稳定。与圣座达成的临时协议也可以被视为对增加社会透明度和加强社会稳定的贡献。政府希望一切都符合秩序和法律，而不希望宗教团体摆脱与政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