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梵蒂冈内部通讯》（ Vatican Insider）

1951年，中国政府甚至想到过任命一位“中国教宗”。而今，随着2018年9月22日中梵《临时协议》的签署，中国承认，教宗作为伯多禄继承人的角色有权任命中国主教。只需前后比较一下这些信息，就知道期间的变化有多大，就知道《临时协议》已使得缔造一个与教宗和普世天主教会相“分离”的国家教会的观念进入历史。刘国鹏教授将以一流学者特有的清晰思路引经据典阐述上述内容。其论据的权威性也源自其所工作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该机构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评为亚洲的顶级智库。

刘国鹏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其研究的领域和学术贡献主要集中于现当代中国天主教会史。作为中国的研究人员，他曾出版一本有关刚恒毅总主教担任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时期在华天主教会本地化的专著。在随后的采访中，将涉及任何将中梵临时协议比作中世纪欧洲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因“叙爵权之争”而引发的争议事件是何等的张冠李戴和误入歧途。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研究机构，直属于中国国务院管辖。

作为中国在基督宗教领域的历史学者，您如何评价中梵就中国主教任命所签署的临时协议？

“临时协议对在中国建立一个与普世天主教会相分离的“国家教会”这一观念做出了决定性的超越。上述视野已成为历史，即使在官方的表述中，与该观念有关的某些固定说法仍将在一段时间内被采纳。”

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一“分离主义”的视野在事实上被超越？

“因为，双方历经差不多70年的艰难关系，中国政府已承认了教宗的首席权，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此以来，就等于承认中国天主教会乃普世天主教会的一份子。也承认全体中国天主教徒同教宗、也同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保持着充分的共融。而在中国，也开始为“地下”教会和公开教会的充分共融创造条件。这三类共融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人想要创建一个带有分离倾向的中国教会。甚至还就谁该做‘中国教宗’进行过推选……”。

这一细节很少有人了解……

“的确发生过。在1951年，南昌总主教周济世受邀担任中国‘教宗’。但他拒绝了。当时的确有人动过这个年头。然而，现如今教宗在任命主教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与中国主教在圣统制层面的共融已得到公开肯定。”

自选主教是如何体现的？

“在由政府主导的最初几次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中，提及中国天主教与教宗应当保持精神上的联系。而后，在1958到1962年间，总共有40余名‘自选’主教在没有得到教宗许可的前提下被祝圣。这么做的目的是割断中国天主教徒和教宗的关系，视之为政治上的敌人。即使口头上依然承认教宗作为普世天主教会精神领袖的地位。”

以中世纪的叙爵权之争作类比是否有助于理解临时协议？

“没什么帮助。彼此情形迥然有别。在西方，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具有制度化的结构，可以和世俗政权分庭抗礼，同后者保持着同等的地位。而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团体从未和世俗政权平起平坐过，也就没有过类似的分歧。如果选择用政教之争来理解，那么，中国的历代政权总是居于主导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愿意同圣座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才显得意义非凡，圣座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宗教实体。此类事件可以说前所未有。”

就中国政府当局而言，这一点说明了什么？

“在中国政府当局看来，历经长期艰难的较量之后，如果这一协议只是对于另一个政治实体有利的、纯粹的让步，只是一种叙爵权之争模式上的让步，那么，他们是不会接受这一协议的。圣座和天主教会有着自身不同于政治机构的本质。主教任命就是在这一本质上进行操作的。这些事实慢慢地拓宽了道路，直至最终签署临时协议。事实上，我重申，这是第一次中国政府同一个宗教当局签署了此类协议。史无前例。”

临时协议和建立外交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没有任何直接和立竿见影的联系。但是，签署协议，中国政府相当于不言而喻地承认了圣座的独特（sui generis）‘主权’。这一二元主权也包含了梵蒂冈城国的功能。照此发展，就可以隐约预见到未来双方需要相互充分承认的前提，以及外交层面双边关系的确立。”

批评攻击临时协议的人士反复提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Ap）是与天主教教义不相容的。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角色，在临时协议签署之后，似乎已得到了重新调整。临时协议签署之后，某些针对爱国会的蛮横霸道的说辞也不再有效。临时协议改变了整体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