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瑞典工程师M在我授课的夜校学了两年中文，就跟着他的华裔太太去新加坡工作了。去年他考虑回瑞典，但他的父亲对他说：“你就别回来了。现在瑞典不像以前了，来了很多外国人！”

当时我听了有点吃惊，但没有意识到，这预示着，由于近年来的难民潮，瑞典现代史上一场戏剧性的政治震荡即将到来。在经历了9月大选、10月组阁的阵痛之后，这个被誉为“世界的良心”的北欧小国，再一次成功地抵御了极右翼，仍然怀着对世界的关爱，承担起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的责任。

家园不再的焦虑，人权与主权的冲突

我那位学生的父亲是一位生活在郊区的勤恳的瑞典工人，他心中的焦虑和不安，在普通瑞典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自2015年以来，有二、三十万来自中东、北非与南亚的难民，涌入这个只有九百多万人口的小国。

当2018年的大选来临时，可以想象，一些充满“家园不再”失落感的瑞典人，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了SD——反移民的瑞典民主党（见图）。极右派SD破天荒地获得17.6%的选票，因此声势大涨。

尽管选票减少，但在上个世纪里创造了辉煌“瑞典模式”的左翼社民党，仍然是瑞典第一大党。今年选民的投票率高于往年，统计数字说明：还是有82.4%的瑞典人把选票投给左右传统政党，与排外歧视移民的极右种族主义划清了界限。然而，由于左右翼两个阵营这次选票非常接近，互相对峙，导致新政府难产。

此刻，瑞典面临的不仅是新政府难产的危机。从深层看，为保护人权、接收越境而来的众多异族难民，民族国家的传统秩序被撕裂，人权和主权产生了矛盾。那么，以仁慈和慷慨著称的瑞典人，还能找到怎样的方式，面对这个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呢？

当年，汉娜•阿伦特在思考犹太难民的问题时，曾描绘“失去了所有权利”的难民的生活状况，提出“历史不再是一本向他们合上的书”。阿伦特开出的药方就是：对世界的爱与政治共同体的责任。

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继承并发展了阿伦特的理念，他以理想主义者的姿态大胆地提出：抛弃主权等基本概念吧，让我们从唯一的“难民”形象出发，以新的方式构建我们的政治哲学。这些哲学家们的思考，对欧洲的现实政治会有什么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