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种巨大挑战来自外部，但也有波特教授所描述为"对内部的波坏"。西方自己内部就有诸多分歧。比如说，特朗普当选就让人们担心发生新的贸易战。

如果这位当选总统履行他的各种竞选承诺的话，西蒙·弗雷泽爵士说，那麽，"我们正在进入一段艰难的、大国竞力的外交政策时期：在权力和国家利益的驱动下，会有更多的现实交易，更多的对抗，而不是形成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或者集体意识。"

今后更多的重点将是双边（两国之间）而不是多边外交。这可能会让国际关係变得更像19世纪的感觉。波特教授说"我们举措感觉不佳，而且没有凖备，参与一场更像过去历史上'正常'的外交，在与其它大国竞争的同时也展开合作。"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关係，就是后意识形态治国方略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在土耳其击落了俄罗斯的一架战机后，他们2016年在圣彼得堡举行了一次摒弃前嫌的峰会，在叙利亚问题上迅速从对抗和经济制裁转变成战略合作。

但具有民主传统的欧洲国家或者是美国，以及它们各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能否做到像那些手握专制权力国家的强有力领导人那样雷厉风行呢？

英国前首席外交官，西蒙·弗雷泽认为："法律，组织，条约，以及其他'交通规则'仍是至关重要的，但都很可能会改头换面，在一个得到世界足够多数的国家认可、而具有一定公信度的大框框里继续磨合。"

全球目前形势的板块构造似乎陷西方社会于无法改变的不利境地：他们尊重国际裁决，而俄国和中国说他们可以置之不理（比如克里米亚和南中国海问题）。

西方的军队（在许多情况下）放弃使用集束炸弹或地雷，而叙利亚和俄国在最近几个月毫无约束地使用这些武器；西方能回敬俄国，或者其他有政治目标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对那些媒体受到广泛控制的国家如何回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受到质疑。

经济停滞又在此时雪上加霜，保护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高调增加了形势的紧张，乃至于你不得不严肃地提出问题：那些定义我们为"西方"的国际俱乐部，包括北约和欧盟，是否还能维持不变熬过2017年。

2017年意大利、荷兰、法国和德国的一系列大选，将是对欧盟的严峻考验，特别是欧元。

至于北约，当选总统特朗普建议，要美国未来提供保护，欧洲盟国需要付出更多资金。

而对一度是老关係的盟友发出警告也不是单方面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暗示，今后和美国的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华盛顿需要"尊重法治和个人尊严"。

在这一时期，有很多机遇，也有很多危险。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国家能否抓住机遇，掌握局面，还是它们仅能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