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

2018年夏天，郑友涵相册里的照片多起来，他右耳戴了耳钉，穿一身黑，为一个坐在车前盖上的男孩点烟，晒出一长串安全套和一大堆香烟，在酒店房间里和一群赤膊的男孩自拍，晒出手臂上用香烟烫的圆圆的疤痕。

辍学、离家的少年没有住处，如果不能找朋友借宿，便会集资，由已经成年的成员在酒店登记开房，聊天、喝酒。一个女生曾陪着朋友前往商务宾馆，在房间中见过郑友涵——那是一间烟雾弥漫的套房，床和沙发上都是躺着坐着的男孩，地上满是烟蒂。

郑友涵个子不高，剪着短而齐的刘海，拿着手机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这些单价平均100多元的酒店是“暗杠”的好地方：找一个理由把“仇家”骗过来，将人带进房间，痛打一顿。

楼道里的地毯将杂乱的脚步声变成不引人注意的闷响，“不敢喊”，一个在去年夏天曾被“暗杠”的17岁男孩说，他当时一眼就看见对方手中的小刀。等进了房间，对方将他推倒在地，对着头踩下去，自己后脑开了口子，满脸是血。

如今，他在虎口文了一只蝎子，左耳戴一枚黑色耳钉，小心地低下头，让脚踝远离凳脚——今年年初，他两脚脚踝处各被人挖去一块肉，伤口至今还在渗血。

一个刚刚辍学、又从酒店中辞职的16岁女孩说，如果没钱了，他们就到网吧，找空椅子趴着将就一晚。她常去的网吧位于一片遍布着二层小楼的商业区中，门外停着几辆摩托车，地上有垃圾和污水桶，电线搭在外墙。这里的价格是每小时2元钱，哪怕没有身份证，只要脸熟，老板就能从抽屉里厚厚的一摞身份证中抽出一张来，登记开机。

在夏秋的夜晚，一些“社会人”会骑着改装过的鬼火、雅马哈A8摩托飙车，有时开上100迈，排气筒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圈子

在去年收到姑姑送的oppo手机后，刘雨的朋友圈子一日大似一日。

和黄亦宁一起出去，刘雨总是握着手机，黄亦宁凑过去看——好友列表里排着300多个人。聊天的内容并不多，只是互道早晚安、偶尔问一句“在干嘛”。

黄亦宁问她加这么多好友干嘛，“没干嘛。”刘雨没抬头。

这些好友里，包括刘雨曾经求助过的江禹成。刘雨认他做哥哥，曾在男孩没有衣服替换时将哥哥的T恤带给他，还在他辞掉工作、没有收入时请过几次客。他知道女孩零用钱不多，每次只点一杯茶、一个汉堡。

江禹成曾收到刘雨的信息，她说母亲加班，问他是否可以替她开家长会。江禹成后来想起这件事，认为是刘雨想要带着“哥哥”出现，在同学中挽回面子。

在孩子们的心中，认对方做哥哥、姐姐，和“社会人”保持一定联系，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这些哥哥姐姐会帮他们出面斡旋，通过威胁对方来避免冲突发生。

黄亦宁说，她曾在考场拒绝给周围同学打小抄，下课就有人围上来，威胁说要打她。她求助于某个“混社会”的好朋友，对方带着兄弟，替她解了围。

江禹成说自己在小学时曾受同学欺凌，有时同屋甚至会在他的床上撒尿，直到某一天他忍无可忍，抄起棍子向对方抽去。

在刘雨就读的神木某中学，门口有保安，门房中放着两个防暴盾牌和胶皮警棍。每到放学时，两个保安和7个老师就站在校门口，直到一小时后所有学生离校。

另一所神木的中学，在校园和附近的小巷安装24个监控镜头，镜头连接着保安室的大屏幕，成年人可以随时为被围堵的少年解围。米脂中学砍人事件发生后，3个保安增为7个，每到上下学就在校门附近巡视。

然而，保安和老师们的保护范围之外，各类事件仍时有发生。去年10月，曾有一段27秒的校园暴力视频在社交网络上流传，三个女生穿着神木二中的校服，对着一个女生抽面颊、踢小腹。女孩抬手捂了一下脸，对方紧接着来了一记更狠的耳光。

江禹成偶尔和刘雨、其他辍学的“社会人”们在某个KTV中聚会，只要99元就能唱一整夜。刘雨不唱歌，坐在一边，掏出手机拍照、录像。

一次，刘雨拿过茶几上的半盒炫赫门香烟，看了看。一个染着黄发、文着般若（一种恶灵）的男孩叼着烟喊麦，间歇时笑她不会抽烟，她便将烟盒夹到手臂下，“我去学呀，”她说。

后来，这盒香烟出现在她的手机相册中，同时还有她在镜子前的自拍：吊带衫、超短裤。后来，刘雨发给母亲一长串拼多多购物单，其中多是10元钱左右的化妆品，包括眼影、眼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