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被带坏的

“他也就只有17岁，只比那些孩子大一点，肯定是被带坏的，”刘庆维的父亲刘明俊坐在一张棕黑的木板凳上，深深吸一口烟，右手食指和中指被烟熏成黄色。

在警方透露出的信息中，17岁的刘庆维是刘雨案犯罪嫌疑人之一。

刘庆维的家在一处五家合住的小院中，可能是因为贫困，房东将8000元的年租金降为7000元。10平米的屋子是客厅、卧室和厨房，顶棚吊一块布防止雨水和灰尘落下，唯一一面镜子是大车的凸面后视镜。墙上贴着一张2016年的奖状，“刘庆维同学在十佳之星评选活动中被评选为读书之星”。

“他成绩不好，但是懂事，每天放学回来都给母亲热饭。”刘明俊说。刘庆维的母亲罹患多种疾病，常年卧床。在刘明俊受访时，她侧躺在床上，双眼定定地望着某个方向。刘明俊在工地打工，早出晚归，只能让儿子照料母亲。

刘庆维的家。新京报记者庞礡摄

书桌玻璃下压着男孩的小学毕业照，圆脸、白净的刘庆维站在角落里，眯着眼睛，戴着眼镜。

刘明俊没读过书，不识字，但自述对儿子管教严格。小学时，他曾在儿子的铅笔盒里发现一支不属于他的、另一个牌子的铅笔。“是拿谁的？”“是捡的。”刘明俊不信，拉着儿子一路到学校，要老师询问全班，有没有人丢过一支铅笔。没人丢过，或许是放学路上捡的，老师回应。

“不是你的，你就不能拿，”刘明俊庆幸儿子没成为那种“小时偷针”的孩子。

初一下半学期开始，刘庆维开始频繁向父亲要钱，十五块、二十块，理由通通是买学习资料。等要钱的频率变成几天一次，刘明俊就去学校问老师。“没有的事，我们收费会有通知的单子，”老师说。

刘庆维向父亲交了底——是那些“混混”找他要钱。刘明俊忙于生计，只能告诉儿子，不要和这些孩子纠缠在一起，但警告毫无作用，儿子回家时总是肿着脸，某一天回来时，眼镜片碎了一块。他说，几个孩子把他从公交车上拖下去，打他。

不知何时起，一些变化发生在刘庆维身上。他脸上不再带伤，巷子里也不再有勒索他的混混。与之相反，他带着几个男孩回家，在家中抽烟、看电视。等刘明俊下班回家，只有烟灰缸里的烟蒂和躺在床上的妻子。妻子向门外使眼色，指一指，刘明俊就知道，儿子又被他们拉出去玩了。

“要是我在，就不能让他们进这个门，”刘明俊挥舞着板凳，一次次把男孩们赶出去，可关不住儿子往外跑。刘庆维的姥姥觉得他是被附了身。她找神婆求了符，黄底红字，叠成三角、加上红布缝在外孙的裤子里。

今年9月开学以前，17岁的刘庆维告诉父亲，自己念书也念不出什么名堂，刘明俊便为他办理了退学手续。

离校之后

本案中，嫌疑人全部辍学。刘庆维在他们中学历最高——在职业中学读高二。刘庆维退学半个多月以后，初中三年级、15岁的钱江也办理了休学手续。他所就读的神木二中的教师说，学校如今不允许任何一个孩子辍学，但是他出具了医院报告，办理了因病休学。

钱江同样是刘雨案嫌疑人之一。

钱江的父亲说，钱江今年开学便开始屡屡逃学，他责骂过几次，也常常在神木的街道上寻找儿子，后来干脆办了休学，让孩子回家自学，“别给老师添麻烦”。

钱江的书桌放在卧室里，堆着几十本书，九年级下的书都是崭新的，数学书中夹着一张纸，上面列着两个二元一次方程。解题者并未成功，“吃翔吧！”上面写着三个字，旁边还画了一坨大便。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门、回来已经八九点的父亲不识字，孩子好好念书曾是他眼中最重要的事，然而现在，他只能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离校后，钱江被父亲安排在亲戚修理厂学习，刘庆维还没找到工作，而另一个暑假辍学的14岁男孩、嫌疑人之一郑友涵则来到餐馆打工。

在神木店塔镇、新村开发区，有一些饭店招收服务员。几位在饭店打过工的少年告诉记者，只要告诉经理自己的身份证丢了、之后补上，或者经过朋友介绍，便能获得一份没有合同、月薪两三千的工作，吃住全包，可以住在四五人一间的宿舍里。

2017年，郑友涵在QQ空间连发几条说说，“写字，现在还在写字”，“字好多，写的快死了”，一年以后的夏天，这个脸颊鼓鼓、还没长出棱角的男孩已经穿起红底绿花的服务员制服自拍，“上班”，他在QQ空间说。

前排左一为郑友涵。新京报记者庞礡翻拍

一位在饭店工作的17岁男孩说，饭店的工作并不轻松，从早上九点钟开始签到，中午休息两小时，晚上要一直工作到八九点，全程都要站着，下班时往往手腕酸痛、小腿肿胀。至于休假，一个月能有4天便是幸运，还需要提前报批、经过经理同意。

少则三五日，多则三五个月，他们便会离开，回到朋友圈子里，散心、玩耍，或者说，“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