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持续四天、70个小时的强降雨，北京终于在星期三（8月2日）上午7时30分解除暴雨黄色预警，华北地区这轮降水也接近尾声。

雨虽然停了，但河北涿州等地的洪水灾情还在延续，截至星期二（1日）上午10时，涿州市受灾人数超过13万人，发稿时仍有不少民众还在等待救援。

北京夏季多暴雨？

据北京气象台统计，本次北京记录到的降雨量极值为744.8毫米，是北京有仪器测量记录140年以来最高的降雨量。

实际上夏季大暴雨在北京时有发生。从元朝到1949年的600多年间，北京有记录的水灾年份多达437个，相当于平均一年半就会发生一次水灾，其中最大的一场发生在1939年，整整下了40天雨。

近年来许多人印象深刻的是2012年的“7·21”特大暴雨，记录到最大降雨量541毫米，造成160万居民受灾，79人遇难。

在“7·21”之前，北京还在2005年和2008年两次暴雨。其中2005年7月23日的暴雨造成两人死亡，城市内涝，大量房屋倒塌；2008年6月13日的暴雨造成北京局部地区积水近两米深，多个地铁站被迫暂时封站。

“7·21”之后也有暴雨发生。2016年北京“7·20”特大暴雨历时55小时，全市平均过程降水量达215毫米，全市转移近1万6000人，但由于无人员伤亡，受到的关注不多。

但不论是2012年的“7·21”、2016年的“7·20”，还是今年的暴雨，受灾最严重的都是位于北京西南部的门头沟区和房山区。

预防了吗？

门头沟区和房山区属于永定河流域，而永定河因为历史上经常泛滥更改河道，过去曾得名“无定河”。中国政府50年代起在永定河上游修建水库，下游设置泛区，基本解决了洪涝问题。

至于城市排水系统，原北京市水务局河湖管理处总工程师李裕宏在2012年曾向财新网介绍，北京市的雨水管网并非建于同一个年代，但总体排水能力低，与北京的城市发展不相称。“建筑交通发展很快，但是地下落后得很远。”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在“7·21”之后吸取教训，加速升级防汛工程设施和应急管理水平。2013年完成了2061公里管网清淤清掏，2013年起启动了中心城区雨水泵站升级改造工程。

2016年北京“7·20”特大暴雨发生隔天，《新京报》发文《暴雨中的北京：四年前洪水肆虐处如今井然有序》，通过对比两场暴雨的不同结果，以突显北京防汛应急系统的进步。

政策方面，中国住建部2014年发布《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北京被列为试点城市之一。同年，北京市还修订了《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并于2018年再次修订。

经常受灾的房山区还通过多次人口迁移，将村民从地势低洼处转移至地势高、排水方便的安置房。

尽管过去十年间北京做了许多准备，但这一次暴雨房山区又一次受灾。据房山区政府8月1日中午发布的消息，全区六万户停电，28个村3410户出现断电情况。北京本次暴雨遇难的12人中，有三人来自房山区。

北京遇难的另外九人中，来自门头沟区四人、昌平区四人、海淀区一人。除海淀区以外，其他三地均为郊区。

从遇难者分布来看，北京市区的排水系统或许经受住了考验，但地形陡峭、山洪流速快，无法通过工程拦截洪水的京西地区则成为重灾区。

向周边泄洪？

另一个成为重灾区的是，位于北京河流下游的河北保定涿州市。31日北京向下游泄洪后，涿州境内当晚水位迅速上涨，超过13万人受灾。

在微博“涿州泄洪”的词条下，一河北网民表达了对北京向下游泄洪的愤怒：“北京市里的人是命，京津冀接壤地区、河北地区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关于北京是否应该向下游泄洪，微博上北京和河北网民各分一派。河北网民认为，自己受灾是因为北京泄洪；而北京网民认为，不泄洪就只能“一起完蛋”。

对此，《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8月1日晚发微博，反驳涿州被淹是“为保北京向涿州分洪”，并称这是“反常识的说法”。

他说，这种说法是“对抗洪的团结是一种损害，也是对地域隔阂的挑动”，并解释上游满溢出来的洪水必然会沿着该河道向下游行泄，北京市根本没有能力对那些拦蓄不住的洪水进行最后阻挡。

北京向下游泄洪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就在于，从泄洪通知发出到拉闸放水的间隔时间太短，下游来不及准备或转移。

上述同一名河北网民还说：“通知后几小时，半夜11点就泄了，老百姓会飞是怎么的？接到通知几小时内就会瞬移怎么的？更多村里的人根本接不到通知啊！”

涿州市北园子村村民齐宛告诉《南方周末》，村领导31日下午6时通知各户收拾好东西等待撤离，但没有等到正式撤离通知，水位就加速上涨。晚上10时涨到一人高，凌晨2时涨到3米，造成全村几百人被困。

由于官方救援人员不足，被困的涿州居民只能上社媒求助。自8月1日起，微博上出现了大量的涿州求救信息。

截至发稿时，仍有涿州居民在等待救援。微博用户“吃皮卡丘的少女”8月2日晚7时发文称：“小区已经三米多深，断水断电断气，大部分手机都关机了，全靠喊。”

民间救援力量也想支援涿州，却卡在了“邀请函”上。

据《南方周末》报道，多名民间救援组织的志愿者称，外地的民间救援队跨省救援前需要向事发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开具邀请函，随后再向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得到批准后，救援队方可出发。

两支山西的救援队因为原本计划支援北京，因手续未全被一名当地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婉拒；一家山东的救援队表示，他们也难以从当地应急管理局开到邀请函。

部分救援队可能还会向求救的涿州村庄、街道单独要求邀请函，但当地政府的公章却被洪水冲泡找不到。

危机信息公开

尽管有涿州居民还在受困，但微博上若非主动搜索，已看不到和涿州救援相关的热搜词条，一条带着涿州话题的微博写道：“从来没这么被限流过。”

而目前登上微博热搜前三位的词条是“暴雨洪涝后如何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其他过去两天能够入选热搜的词条也都充满正能量：“京津冀暴雨互助”、“暴雨中涿州交警捧着婴儿转移”、“暴雨来临书记劝说居民搬离危险区”、“铁路支付400亮出租车费用送被困旅客”、“老人落泪感谢武警冠病涉水救援”……

“北京门头沟现状”、“洪水导致大量汽车被冲走”的词条下，只有象征性的一条微博，再没有其他任何讨论。

2012年北京“7·21”暴雨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接受中国央视采访时曾指出，政府未对灾情变化和路况信息进行及时通报，表现出政府在危机应对和信息公开方面仍被惯有思维禁锢，对民众仍不信任。

11年过去，面对当下这场危险系数更大的暴雨，有河北网民和涿州市农村村民称，洪水来得比泄洪通知还要快，说明前线灾情信息传递的速度仍不够及时，民众因而错失撤离良机，陷入困境。这些缺憾非微博上充满正能量的热搜词条所能弥补的。与此同时，外地志愿者想要跨省支援却卡在没有“邀请函”，也突显了官僚主义的弊端。

极端天气事件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官方除了升级城市排水系统、升级雨水泵站，也得总结救灾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危机时刻打通民间互助渠道，打开网络信息分享通道，毕竟民众的声音就像洪水一样，宜疏不宜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