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一”假期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次公开通报了40多起违反高层八项规定的案例。其中，青海省六名厅官在学习培训期间，一餐喝下七瓶白酒，导致一名官员死亡，再度引起公众对官场“酒文化”的关注。

根据中纪委通报，2022年12月11日20时至23时许，在青海省举办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培训班期间，时任青海省委委员、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师存武，组织时任省委委员、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李青川，省委委员、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学文，省委委员、海北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多杰，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洪涛，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陶永利，在省委党校学员宿舍聚餐饮酒。师存武利用职权要求省政府机关食堂为其提供并安排公务车辆运送菜肴，李青川提供八瓶白酒，当晚六人共饮用七瓶白酒。次日，师存武因醉酒缺席省有关会议，一名干部在学员宿舍被发现死亡。

中纪委通报没有点出那名死亡干部的名字，但从中纪委事后对有关官员的处分可以看出，死者是中共海北藏族自治州党委书记多杰。

通报指出，师存武等人身为重要岗位“一把手”，在中共二十大刚刚胜利闭幕，青海省委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举办学习培训班期间，带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聚餐饮酒，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是罔顾中央三令五申顶风违纪的典型。

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师存武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给予李青川留党察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给予王学文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中共青海省委决定给予洪涛、陶永利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并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被查处的五人都是正厅级官员。其中，师存武、李青川、王学文三人的处分由中共中央批准，因为这三人还是中共青海省委委员，政治地位高于另外两名同为正厅级的洪涛和陶永利。在饮酒事件中死亡的多杰，则不在处分名单之列。

一场聚餐饮酒导致六名正厅级官员“一死五丢官”，在官场上并不多见。要知道，正厅（局）级官员在高官遍地走的首都北京并不算多大人物，但在一个省，那可是位高权重，到了州或市，党政“一把手”也无非是正厅级，称得上主政一方的大员。

在中国官场，地方官员要升到正厅级，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难度极大。他们不仅要在工作上干出一定成绩，更要有省级大员的赏识与信任。师存武等六名官员都是在2022年地方政府换届后，好不容易才拿到正厅级实权岗位，喝顿酒就造成“一死五丢官”的悲惨结局，估计被撤职的五名官员肠子都悔青了。被师存武叫到酒桌上的多杰更是散手人寰，无从喊冤。

师存武等人当然没有想到喝酒会喝出这么严重的后果，因为通过酒桌搭建关系网是官场常态。正因如此，师存武才敢借集体学习中共二十大精神的机会，要求省政府机关食堂提供并安排公务车辆运送菜肴，与几名身居要职的同僚开怀畅饮，笼络感情。

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官员在工作学习期间不准大吃大喝，但师存武等人的表现显示，很多官员仍不把中央“八项规定”的禁令当回事。实际上，这顿酒如果不是喝死了人，师存武等人受到处分的可能性很小，甚至这件事能否被追究，都是疑问。如果多杰没有出事，师存武等人原本可继续当官，分别回到单位给下属宣讲学习二十大精神的心得体会和重要意义。

这说明，“八项规定”虽已颁布了10多年，也刹住了不少明面上的官员吃喝风，但官场的酒桌文化并未受到遏止，只不过表现得更隐蔽一些。参与吃喝的当然不仅是师存武这些厅级官员，更高级别的官员也不在少数。

据中纪委4月24日通报，副部级高官、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于鲁明，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孙远良，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家东，文旅部原副部长李金早等人都存在多次接受高档宴请等问题。

这些官员大吃大喝的背后，表明请客送礼仍是中国官场维系和发展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仍是官场普遍存在的“潜规则”。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强舸2019年在《社会学研究》发表文章说，当前地方治理存在金字塔科层结构的信息不足、治理任务非制度化、组织激励不足三个困境，这是官场酒风的根本原因。根治官场酒风还需要从解决治理的深层次难题入手，即用制度机制替代饮酒行为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包括通过提升治理制度化水平、以正式激励制度替代上级个人行为提供的组织激励、以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削减下级饮酒动力等等。

不过，提升治理制度化水平又谈何容易？六名官员一顿喝下七瓶白酒的案例显示，要刹住官场盛行的喝酒风等陋习，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