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今天分治的局面，是1949年中国国共内战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1980年代，国民党政府仍坚持与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在1986年开放台军中的大陆老兵返乡探亲。

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承柯教授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当年两岸在政治上互不承认，台湾官方的‘三不’政策随着大陆老兵返乡而名存实亡。大陆老兵返乡热潮带动了两岸民间的交流，也衍生出偷渡客的现象及两岸文书认证等事务性问题。”

1990年7月，国民党政府内部达成了放弃对中共“三不”政策的共识，决定成立政府专责机构（即后来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及设立“中介机构”（即后来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来处理两岸交流问题。

该年11月台湾成立了海基会，由著名企业家辜振甫担任董事长；一年后，中国大陆也在北京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作为海基会的对口机构，由曾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出任会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唐树备担任常务副会长。两岸官方正式通过海基、海协的“白手套”模式进行接触、谈判。

据唐树备回忆，1992年1月时任杨尚昆访问新加坡时，通过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传话给时任台湾李登辉，“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谈经济”。李登辉同意两岸对话，由辜振甫和汪道涵谈经济，地点就在新加坡，北京方面同意了。

海基会和海协会在两岸文书验证及挂号信函查证补偿方面的实质内容，其实早已达成共识，只是1992年10月于香港会谈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陷入僵局。

对于如何表述“一个中国”的问题，海基会在磋商中提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并建议“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各自以口头方式说明立场”。

海协会的主张则是“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那年11月16日，对于海基会建议两会采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海协会最终回函表示“尊重并接受”；至于口头表述的具体内容，则将另行协商。

曾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担任陆委会特任副主委、海基会副董事长的高孔廉指出，1992年两岸两会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海协会最终对海基会的建议表示“尊重并接受”。虽非双方签字的协议，但称为“九二共识”，并不为过。

在决定暂时搁置争议进行务实协商后，双方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举行汪辜会谈。这场被定位为“事务性、技术性、功能性、民间性”的会谈，最终签署了《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四份协议文件。

再往后几年，由于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以及2000年陈水扁带领民进党首次执政后否认两岸之间曾有“九二共识”，海协海基两会协商机制停止，汪辜二老直到逝世都未能再度见面。

值得一提的是，“九二共识”一词其实并不是在两岸1992年香港会谈后立刻出现，而是由台湾前陆委会主委苏起在2000年提出，并按照台湾方面的立场概括其内涵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而在北京的论述中，“九二共识”指的就是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2008年马英九率领国民党再度执政，通过海基会向海协会确认“九二共识”的存在，两岸在2010年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2013年10月，时任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王郁琦在印度尼西亚峇厘岛见面，并互相称呼对方官衔。2015年11月7日，中国官方和时任台湾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晤之后，海协会和海基会的“白手套”功能似乎有所下降。

包承柯指出，2013年张志军主动与王郁琦见面沟通，是为了完成“习马会”这项政治任务的特殊案例，海协海基两会的协商机制没有过时。但他也指出，正如1993年汪辜会谈能够举行，承不承认两岸曾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有达成过共识，是两岸官方接触和协商交流的重要关键。

2016年蔡英文带领民进党二度执政后，再次否认“九二共识”，而是表示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蔡英文上台后，两岸基本处于停止协商交流状态，海协会与海基会的接触沟通也停摆。海协海基两会今后是否还有继续存在和运作的必要？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邱坤玄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海基海协两会的功能是处理两岸人民在交流过程中所衍生的法律和权益问题，还是属于公权力机关授权的中介机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不因为领导人见不见面而产生影响”。

“但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台湾）发过去，对方都是‘已读不回’，根本性原因还在两岸当前的政治气氛和政治对立的问题。”

台湾明年初将举行总统选举，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赖清德（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在“九二共识”或一个中国原则议题上的回应不能令北京满意，海基海协两会机制肯定无法恢复。但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高度对立，北京会否通过让海协海基两会适度接触沟通，来向台湾民间释出善意？

邱坤玄研判，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并不断挑动两岸关系，大方向的政治关系势必越来越冷，两岸恢复交流协商的可能性不高。但他认为，即使官方之间不交流，也挡不住两岸民间进行大交流和民主协商。

不过，如今两岸关系已镶嵌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局中，两岸关系怎么走，民意会怎么走都摆脱不了大国博弈的影响，已不独由台湾人民或两岸来决定。　

协议世异时移 记者记忆犹新

1993年4月27日的汪辜会谈开始前，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隔着桌子站起身，各自伸出右手、面向摄影镜头与对方的手相握，200多名记者现场见证了两岸关系的历史瞬间。

当年参与报道汪辜会谈的前《联合晚报》资深记者邹文学（77岁）回忆说，自己当时跑意外新闻和医药新闻，“难得能够见证一个历史性时刻，所以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当时有200多名国内外媒体的记者挤在会场，非常热闹，好像在办喜事。”

《联合早报》当年派出两名摄影记者熊俊华和周国威，站在长方形会议桌的两头，确保能够拍到汪辜二老历史性握手的一瞬间。最终，早报刊登了熊俊华拍到的那一张。

熊俊华（73岁）至今仍记得，当年汪辜两人一出现在会议厅，不少人鼓起掌来；两人握手后，大家再呼喊：“请看这边！再握一次手！”

熊俊华说：“摄影记者在一般场合，是安静的观察者，不会太喧哗。但那次不一样，参与感很强烈。”

《联合早报》前资深政治新闻记者刘培芳（74岁）回忆说，当年能够亲眼目睹两岸代表握手，仿佛看到两岸统一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台湾同行抢新闻、卡位的猛烈与力度也让刘培芳记忆犹新。

“我也领教了台湾同行在采访时的强悍，甚至可以说‘野蛮’。当他们看到辜振甫和海基会代表进入电梯，硬是要挤进去，也不管前面是不是女记者，都硬推到外面去，我就差点跌倒！”

在媒体镜头下展示的，只是会谈进行的那一刻。但其实在1993年4月27日汪辜会谈之前，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和海基会副董事长邱进益在新加坡举进行了两次预备性磋商，除了讨论协议的内容，更重要是会谈的形式。台湾方面极为重视对等与尊严。

例如，传统上以右方为大，所以双方签署协议时谁坐右方，也成为协商议题。原本两岸决定签署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信函查证补偿及两岸联系与会谈制度三项协议，一直到会谈前一天又敲定第四个：汪辜会谈共同协议。

幸亏协议数目是偶数，双方签完两个协议后，辜汪两人互换左右位置，再签署两项协议，以示对等。

1993年于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之后，1998年10月辜振甫也曾率团赴中国大陆与汪道涵举行“汪辜会晤”，这是两人的第二次会面。

两次会见，为什么一次称“会谈”，一次称“会晤”？对此，曾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担任陆委会特任副主委、海基会副董事长的高孔廉指出，“会谈”是有议题的协商谈判，有详细缜密的规划与准备，事前幕僚已作业多时，会议后即对外宣布结论或签署协议。“会晤”则以交换意见为主，双方针对议题各抒己见。

汪辜历史留名 在本地留下足迹

1993年汪辜会谈的场地，选在原海皇大厦四楼会议厅。2012年海皇轮船公司以3亿8000万新元，把这栋1983年建成、坐落在亚历山大路456号的26层楼高永久地契办公大厦，出售给飞龙集团（Fragrance Group）。

根据买卖协议，海皇轮船租回这座大厦直到2014年6月底。目前这座大厦是飞龙集团经营管理的Fragrance Empire Building。

根据台湾海基会网站资料，1993年时任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代表陈毓驹在2013年接受海基会旗下《交流》杂志采访时，回忆了当年汪辜会谈选择在海皇大厦举行的考虑。

他说，由于海峡两岸都强调汪辜会谈是“民间性质的商谈”，选择海皇大厦作为会谈场地，除了看中该地点僻静、保安严密外，更重要的是，海皇大厦作为海皇轮船公司的总部大厦，较不具政治争议性，“新加坡政府不希望会谈场地太具政治色彩”。

当年参与这场历史性会谈的海峡两岸代表团所有成员，曾受邀在印有海皇大厦外观的海报上签名，再裱框留作纪念。

然而，当2015年5月海皇轮船准备把企业总部搬离海皇大厦旧址时，这幅海报差点被当成废品处理。所幸有热心人士看到海报的历史价值，连同当年海峡两岸代表团成员使用过的纯白色茶具，一同珍藏起来。

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本地留下的历史遗迹，还包括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院子里，由他们分别以书法题写的“烈士树”和“仁心果”两块石碑。

仁心果又名人心果，是孙中山当年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时最爱吃的热带水果之一。“烈士树”则是立在一棵高大的青龙木树下，树身切割后流出如血的汁液，好比孙中山领导推翻大清帝国的中国同盟会革命烈士的鲜血，因此被名为“烈士树”。

2001年当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修复后准备开放之时，前馆长冯仲汉函请汪道涵和辜振甫分别题写了“烈士树”和“仁心果”三个字。纪念馆把一大块云石切成两半，分别刻上二人的题词，安放在纪念馆正前方草坪的两端，面对相望，也象征两岸本属一体。

2005年1月3日，辜振甫在台北振兴医院逝世，享年88岁；同年12月24日，汪道涵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