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迎来毕业季的中国本届大学生,也将面临异常严峻的就业形势。3月开始的春季校园招聘活动已启动月余,但不少高校生前景依然没有着落,其中有不少毕业生是第一批即将迈入社会的“00后”。
“史上最多毕业生1076万”的话题今天(15日)冲上微博热搜,目前已被阅读4.6亿次。网民怨声载道,应届毕业生更感叹想成为打工人竟如此艰难。残酷的竞争、行业的变化、疫情的冲刷等因素叠加,让史上最多毕业生之年,也成为史上最残酷的求职季。
中国人力资源央企中智公司的调研显示,近六成企业认为2022年高校生就业形势严峻,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可能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最为艰难的一年。”
求职人数高涨
求职市场与任何市场一样,受最基本的供需关系影响。今年中国高校生在找工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同一职位被多人争夺,竞争激烈。
从供给端看,2022年中国需要就业的城镇新增劳动力多达1600万人,为多年来新高。当中,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为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这在规模、增幅均创历史新高。
而未来数年,高校毕业生仍将以每年超过110万人的规模持续增长。所以说,如果今年找不到工作,或延缓求职,明年会更难。
除了1076万名毕业生外,近年来越来越多海外留学生归国,今年海归就业的学生超过100万,让本已拥挤的就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更让人感到不容乐观的是,高校毕业生人数攀上顶峰之际,一些传统毕业生就业的“蓄水池”,却出现明显收缩。
传统招聘“蓄水池”缩水
房地产、教培、互联网等行业人力需求收缩的现象显而易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高校毕业生秋招行情》显示,房地产和教培行业招聘量均跌出前十;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也分析,进入2021年第四季度,教育/培训行业的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人数10月至12月逐月下降。
这当然跟这些行业本身受到的冲击息息相关。2020年8月房企融资“三道红线”政策出台,以恒大为典型的高杠杆扩建模式走到尽头,房企负债高的同时也面临房市低迷,缩紧开支、减低招聘可想而知。
互联网大厂去年经历了反垄断等监管风暴,教培行业更是被双减政策横扫殆尽。事实上,中国不少互联网公司正在大裁员,阿里、腾讯、美团等纷纷加入裁员大军。
《中国基金报》3月底报道,京东多个业务板块正在大裁员,比例在10%至30%之间。讽刺的是,京东此次裁员还玩出新花样,将被裁员工称为从京东“毕业”,网传京东人事部的邮件写道:“毕业快乐!恭喜您从京东顺利毕业!感谢一路相伴!”
视频平台哔哩哔哩(B站)也有类似操作,将裁员称为“毕业日”。社交平台上,有网友晒出B站将裁员说明流程称为“bilibili毕业日各项事宜指引”的截图。
这些企业给“毕业即失业”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有网民调侃,既然裁员如此“情谊满满”,能不能选择留级?
但在另一方面,一些行业急需人手却招不到人。央广网报道,一项调查显示,83%的制造企业表示有不同程度的蓝领用工荒。但大学毕业生渴望一份坐在办公室内的白领工作,因此导致供需错位、“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
搜狐公众号“老汪财经日记”昨天发表的一篇评论写道:“不断提升国民教育素质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高端岗位匹配给大学毕业生,必然形成高能低配的问题。这实际形成了国家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疫情反复重创就业市场
中国大陆近来疫情反复,金融中心上海仍未走出阴霾,除了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坚持动态清零的代价之一便是就业市场受到重创。
疫情导致不少企业缩减开支,清零政策更给企业增添不确定性:工厂可被封控、员工可被令足不出户、产品或服务可在防疫政策下无法进入市场……这些都逼迫企业步步为营、谨慎求稳,多请一名员工就等于多一份开支。
当然,一些行业因疫情而蓬勃发展,譬如游戏行业、外卖平台等等,但上文已提到,这些行业本身也面临挑战。
另一方面,求职过程也因各种防疫限制受到影响。跨省市的面试须通过视讯进行,大规模的线下职业展在一些城市也不可能举行。
到北京一家初创公司实习的大学毕业生王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与她一同实习的多是大二、大三学生,他们在积累实习经验,她却渴望一份正式工作,但转正机会渺茫。由于疫情反复,行程卡已经挂上星号的她难以自如地到其他省份面试、实习,这意味着一些工作机会正在离她远去。
上海一家企业的人事部人员说:“现在大家都被封在家中……每年3月市政府在线上、线下举办的招聘专场没有音讯,此时一家上海企业即使在线上招聘也没有信心得到反馈。”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也说:“形势比较严峻……即使企业有招聘需求,由于疫情防控,毕业生也难以进行线下面试、实习”。
“慢就业”能解决问题吗?
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说,2022年可能是有史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最大的一年,“一方面,供给高速增长,高校扩招逾20年,今年创下高校毕业生规模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加之今年疫情、俄乌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高校毕业生供需矛盾增加带来的压力非常大。”
曾湘泉发现,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后,高校毕业生选择“慢就业”的比例上升。所谓“慢就业”,指的是大学生毕业不马上就业,而是暂时选择深造、游学、支教、在家陪父母等。
曾湘泉说,更多毕业生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尽管现在仍有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毕业生会选择“二战”考研、考公公务员,但现在研究生供给增加,就业也面临困难,这些都会推高当前的失业率。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具备“慢就业”的先决条件,有家人支持、经济底气的应届毕业生,自然可选择暂缓求职,但若条件拮据,大学毕业需要立刻有经济来源的青年,则别无他选,必须硬着头皮在残酷的就业市场拼搏,即便最终找到的岗位并非自己心仪的。
即便选择“慢就业”,也只是暂缓终究要面临的挑战。无业几年后在进入求职市场,恐怕面临比今天更大的挑战。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4月7日在主持召开就业形势座谈会时说,当前,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就业工作面临的形势复杂严峻。人社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及时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是多元且复杂的,政策的实施即便能精准落实,也需要时间奏效;疫情防控、国际形势等变化恐怕也需要其他因素配合才能改善。而在这期间,青年就业难会传导到其他方面,例如中国生育率下降等问题。
“老汪财经日记”的评论谈及“慢就业”时写道:“你想想,如果你三十岁生娃,等到孩子研究生毕业,你都快退休了。而孩子步入职场,立足未稳,就立即面临结婚买房生子,一系列重压。这个社会能不焦虑吗,愿意结婚生娃的年轻人能不减少吗。更别说三娃政策了。”——如果孩子因找不到工作无法按时步入职场,问题恐怕更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