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沪声纸述

陈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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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浙江宁波的朋友昨天紧张地在聊天群组里打听：“我们是不是也要封城了？”

朋友发来几张在当地超市里拍的照片，只见货架上空空荡荡，饮料、方便面、速冻食品都所剩无几，和封城前夕的上海超市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前天宁波只有三名新增冠病感染者，过去一周新增感染者也只有20例左右。

朋友说，这周到公司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各个社区也频繁展开核酸筛查。尽管没有人说破，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开始囤粮，毕竟“谁也不想像上海一样”。

上海封城管控半个多月来，民众“买菜难、看病难”的惨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强烈反响，也令中国各地居民“谈封色变”。过去几天来，从华南的广州到华东的苏杭，都出现居民因担心封城而囤积物资的景象。

广州本轮疫情累计感染者突破100人，全市11个区上周末陆续展开全员核酸检测。大批市民因担心管控措施进一步升级，蜂拥至市场囤积米面粮油等。苏州则在前天新增31名感染者后，对部分区域实行静态管理。官方强调“目前没有封城计划”的同时，苏州市民已经在当地各大超市卖场前排起长队。

这股“囤菜风”昨天刮到了杭州，“杭州蔬菜价格上涨”“公司号召员工囤货”的消息在微信群中流传。

杭州市商务局发言人出面辟谣称，当地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没有囤菜的必要”。但网民随即反唇相讥：“当初上海政府也是这样说的，谁信谁挨饿。”

如果说广州和苏州还因为病例激增而令“封城”有迹可循，在单日新增感染数不超过10例的杭州和宁波，“封城”更像是“狼来了”的不安。只要有“核酸检测”“静态管理”的消息，甚至是官方强调“物资充足”的说法，都会引发民众的应激反应。

两年前冠病疫情暴发初期，武汉封城震撼全球。这项被《纽约时报》称为是“中世纪手段”的措施，令武汉在两个月内实现新增病例清零。

但许多人没预料到，即便当中国境内疫情得到控制后，封城手段仍被一再使用。从南京到西安，从深圳到上海，多个大城市都体验过封城的滋味。更不要提已经封控了一个多月的吉林长春、近两个月的广西东兴，以及从前年9月起反复封城的云南瑞丽。

对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封城是控制疫情外溢到其他地区的有效手段。这也是中国官媒反复强调的“算大账”。《人民日报》昨天刊登评论称，防控措施会令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群众生活受到影响，但换来的是“更大范围、更广泛的百姓正常生产生活”“更加宽松、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然而，随着封城的对象从边陲小镇变成经济中心，这笔“经济账”越来越难算。荷兰国际集团（ING）上周预测，若上海封控措施维持到本月底，将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带来2％损失。由于预计在深圳和上海之后，还将有其他城市因疫情封控，集团将中国第二季GDP预测从5％下调至4％。

除了经济成本攀升，封城也加剧中国的外交压力。上海封控之后，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代表各欧盟成员国致函上海市政府，对将父母和子女分开等防疫措施表示反对。美国更在五天内两度对中国发出旅游公告，并下令美驻上海总领馆非紧急人员与家属强制撤离。

越发频繁的封城，更令各地民众草木皆兵。近来这一波囤菜潮，就凸显出“封城”概念引发的集体恐慌。如果说武汉封城时的惨状是因为措手不及，瑞丽封城时的困境是缘于管理不力，当全国最发达和开放的上海也在否认封城后走向封城，并在封城后乱象丛生，其他地区民众很难不对大规模封控心生恐惧，对官方宣导将信将疑。这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有损官方公信力。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超强传播力，令大规模封控几乎成为“清零”的必要手段。但随着封城频率提高、范围扩大，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愈发明显。这不仅是对地方管理能力的考验，更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国际形象带来全方位挑战。

在医疗手段有限、缺乏紧急预案的2020年，武汉封城被形容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壮士断腕”。两年后的今天，当疫苗已被普遍接种、病毒致死率大幅下降，是否还有继续“断腕”的必要？在舆论仍为“清零”还是“共存”争论不休时，民众对于封城的反应表明，越来越多人不愿作为代价被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