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当纳入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民主治理因素。中美两国应当共向致力于建立深远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安全体系，并以此为愿景，解救乌克兰于外敌侵略，促进俄罗斯政经体制改革，推动联合国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改革。中国应毫不迟疑地明确反对侵略扩张。如此，才能在全球面前挺直腰杆，也才能理直气壮地反对美国的遏制与围堵。

中美长期对抗并有不断加剧的态势，令人忧虑与困扰。不知何往？不知何终？8月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华，与中国外长王毅就中美关系、俄乌战争、南中国海等广泛议题进行长时间战略沟通，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会面。这些都在表明两点：一、两国都有意愿为避免由对抗（竞争）转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保持战略沟通；二、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现在仍很难有实质性改变。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前些时候在谈到美中关系时说，中美是系统性对手，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将保持竞争，“战斗核心”是科技。美国二战后形成政府、大学与私企之间的良性发展关系，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科技与生物技术等变革性技术领域保持领先，中美经济能力差距正在不断拉大。伯恩斯这一段话，基本概括中美关系现状及可能态势。

拜登于4月24日签署参众两院通过的950亿美元（约1240亿新元）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援助资金指向包括印太安全（含台海）80亿美元、以色列260亿美元、乌克兰610亿美元。在全球动荡加剧、不测因素显著增加的关键时期，美国巨额财政外援计划向全球表明两点：一、美国仍是全球居主导地位的超强政经及军事大国；二、美国的全球及区域战略建构清晰而坚定。

应当说，美国有为美国利益而战的一面，也有为维护全球基本秩序而战的一面。美国致力于维护近代西方社会主导建构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法治秩序，及由此主导全球发展方向，绝不会与中、俄、朝及伊朗从根本意义上讲和或者妥协。美国现在要做的，一是尽量控制局势，二是随时准备协同北约，与俄、朝及伊朗等势不两立的政体及利益对方（包括中国）开战。

中美对峙的长期性完全存在，很可能会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但经过长期对峙之后的最大可能性是，实现中美发展一体化，建立中美及中美欧发展共同体。

为什么会这么说？一、中国正走在持续推进变革（自我革命及改革开放）的路上；二、美、欧及全球都需要发展的中国；三、美国会持续强大，欧洲会持续发展，美欧会继续同声相应，这个大趋势基本不会变。

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个大而长远的判断？基于如下逻辑：一、资本主义体系将继续向更高水平发展，经济全球化将持续深化，国家及区域间事务全球化将持续增进；二、“社会主义”制度名存实亡，将代之以全面市场经济，实行以人为中心和以资本为中心的有机结合；三、基于人类发展史，尤其中世纪以降至近代500年发展进程启示：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务，不可阻挡。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中国不会拒绝发展，会抵制的是压迫与掠夺，虽具一定保守性，只要全球民主化、法治化及整体可持续安全水平加强，中美及中欧之间的体制矛盾将得到根本性消解。当然，消解方向不会是社会主义，而将是高水平市场经济发展体系在全球全面建立。

美国现在的治理方式是，有志者通过竞选获得白宫与参众两院席位，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具体方式为两院制定法案，总统签署成法，总统及各职能机构实施法律与履行职责。法律体系一元，权力制约多维，表面矛盾众多，实则细密不漏。美国的政经、外交、军事、司法，理性而务实，不滞、不躁、不虚、不泛，各领域因应与变革敏锐。若将美国机制与有关国家作比较，美国犹如专业运动员或者职业军人，身手敏捷且专业水准很高，有关国家则犹如身体机能水平较低，且又得不到也不愿接受高水平系统训练的运动员。两者自然很难处于同一水准，展开同级竞技。

美国建立全球民主治理典范，保证建国200多年来的可持续强大。从联邦政府到地方，从白宫、参众两院、司法到新闻体系，各级各领域具有以高水平法治为基准的公平、敏捷、廉洁作为能力，是国家治理和发展及国民可信赖的中心。相比之下，在专制国家，从最高领导人及政经、军事、外交、科技、教育、医疗等各领域，以及各政府层级，都首先致力于谋取个人私利，成就个人及家庭成员，其次才应付公职所及，一者缺失民众真正信赖，二者难以成为国家治理与发展的真正中心，也就难以充分激发全体国民的创造创新热忱和智能，及成就成功的欲望。

这两种有质的差异的国家治理与发展效率、效益机制，自然导致国家治理与发展能力上的质的差距，也注释全球政经治理与发展的未来走向。

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截然分野在于，没有任何一种民主政治机制产生的政权，可以专门维护某些特殊个人及利益团队，即使有，也只能存在于局部范围的利益协同，不可能存在于国家整体层面上。在整体层面上，已经由明确的政治和法治运行机制予以根本性排除。

相较之下，任何一个专制政体和政权，实际上竭力要维护的首先是某些个人及既得利益阶级的政经私利，绝不是国家和民众利益，甚至立法和司法、外交及军队等，都只是他们赤裸裸维护私利的工具。朝鲜就是最典型的现例。

从经济问题而言，美国的经济与政治各自独立运行，虽存在相互制约或者促进的因素，但不会相互取代。正因如此，美国前财长鲁宾于9月5日以视频出席第六届上海外滩金融峰会期间，与北大国发院院长黄益平对话时说：美国股市出现震荡，是暂时性的市场事件，美国经济依然维持增长势头……

美国大概率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美国虽有严峻的财政问题，但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可以应对。财政压力不会给美国造成任何实质性损害，经济可以持续维持良好增长。虽然在政治上确实很难推进，政治环境并不好。但中国至今仍然主要以政治代替驱动经济，或者说政经混为一谈。因此也叫作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出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问题，并非真正是经济本身出问题，而是与经济相关的经济政策即政治出问题，是因为由政治行为代替经济逻辑。

再从中国的国家治理而言，往往是除了贯彻最高层意志，其余各层级宁愿不作为，也不敢有更多主动作为，因为怕丢官。许多官员缺乏充分担负社会治理与发展的独立权限和强烈意识，只是在当官。当官与担负社会治理和发展之责，自然有本质的不同。

中国应当纳入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民主治理因素。中美两国应当共向致力于建立深远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安全体系，并以此为愿景，解救乌克兰于外敌侵略，促进俄罗斯政经体制改革，推动联合国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改革。中国应毫不迟疑地明确反对侵略扩张。如此，才能在全球面前挺直腰杆，也才能理直气壮地反对美国的遏制与围堵。

中美矛盾与对抗，应当是为了全球未来可持续发展秩序的建立，而不应局限于各自利益。若此，即便中美对抗烈度再高，也是为了建立全球正确发展秩序，为了全人类文明进步，而具有开放性的广阔合作天地。

全球也要抱持乐观心理预期，中美对抗是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始，全球化进程的自然现象，是全球治理一体化与固守国家和区域利益之间的集中反映。中美及盟友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将逐步发展成为人类最高水平的对决。这样的对决，不会导致发展停滞与退步，更不会造成彼此及人类的毁灭，而将会促进人类文明的大变革、大发展。未来百年很可能的情形将是，美国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发展地位，中华文明将迎来新的更高等级发展形态和阶段。

作者是中国发展与安全战略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