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16岁的本地华族少年在网上接触了美国右翼极端主义的宣传资料后，竟以白人优越主义者自居，在内心自我期许将来要去西方国家对白人优越主义者所仇视的少数族裔和社群展开攻击。这名中四生在新加坡内部安全局的敏锐侦测和行动中接到限制令，基于调查结果显示他没有计划在本地展开攻击，内安局没有拘留他，而是通过限制令对他进行严格的监管，同时通过干预措施，纠正他从网络接收并内化的极端暴力信仰。他也是本地至今第二起受极端右翼影响个案。

这是本地罕见的极端右翼影响个案，证明国际社会无论左右翼或其他极端思潮，都可能对我们带来潜在的冲击，而不仅仅是宗教问题。新加坡政府积极处理和公布案例，也证明我们针对的是所有可能造成危害的极端主义，不是任何单一宗教或思想潮流。

历史上，国际社会的思想对抗都伴随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的竞争。二战之后，人们更倾向于和平解决各种争端，思想上的巨大落差在全球化时代被归入求同存异的多元化和谐框架，但不代表思想对抗已经消失。美国九一一事变之后，国际社会同暴力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斗争全面扩大，搭飞机不能带液体的新安全措施，让每个国家和每个人深切感受到思想对抗的表面化。近年来，这一局面有加速恶化的趋向，从欧美国家内部关于非法移民的冲突、中美对抗、俄乌战争到以哈战争，深层原因都与思想冲突有关。网络与社交媒体技术日益精进，以及其“回音室”效应，则加剧这一切的传播与互动功能；也因为这些平台所呈现的信息更加碎片化，触及面却更广，后果就更不可测。

言论与思想的辩论不能限制，反而应该加强正规平台完整论述的功能，期待真理越辩越明，以制衡社媒碎片化与偏颇的极端思想传播。前述16岁少年个案认同的“大替代理论”（Great Replacement theory，极右翼白人相信欧洲白人正被非白人，特别是回教徒移民取代）便是一种通过碎片传播的简单化论述，这对远在亚洲的青少年来说，根本无法分辨其中的是非缘由。

值得肯定的是，新加坡在处理类似个案时，有细致而全面的考虑和做法，包括引进政治、心理、教育、宗教等多层面的专业人员，有助于避免粗糙手段引发更多不可预期的反弹，也有助于个案更彻底地走出思想牢笼。然而新加坡在处理上虽用心，却不能避免邻国时不时有政客为选举而操纵极端课题，对本地青少年或思想较不成熟的人产生某种共鸣。因此，更重要的或许是在学校时期就制定特别教程，强化全方位的防范极端主义教育，为单纯的学子打极端主义的预防针，这或许和学术课程同等重要。另一个与青少年相关的做法，或许是定期公布具有不良意识的网络游戏，特别是涉及极端主义的，由相关专家以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分析其中错误观念之处，对公众或学生群体发布，也供家长参考。

极端主义反映人性邪恶的一面，无法完全消除，不同国家在历史上因政策错误的积累，加上国际互动衍生的各种失误，造成极端主义影响力在全面网络化的今日持续膨胀，他们所建构的虚幻身份认同危害无知青少年的机会也越来越大。制造部落排外心理的极端主义崛起，与社区和家庭组织弱化导致的个体原子化趋势，存在因果关系，就如一些青少年加入街头党寻求认同，信奉极端主义的类似心理动机，值得社会共同关注。

李显龙总理去年曾强调，恐怖主义活动在本区域没有消失，新加坡就在他们的雷达范围内。从2015年以来，本地已出现11名青少年因自我激进化而可能发动恐怖袭击，被内安法令处置。总理提醒我们“难保每次都这么幸运”能及时侦破威胁。

无论是什么立场，极端主义所带来的恐怖袭击注定是双输局面，必然形成报复的恶性循环圈，对族群与宗教复杂的本地社会更是浩劫。非洲俗话说“养育一个孩子要举全村之力”，如今，导正一个在极端主义里迷途的孩子也是如此。对于身处探索和建构身份认同生命阶段的青少年来说，同侪、家长和师长的友爱、关怀和正确指引，因此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