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的成功之路，多少也可看到新加坡在转型过程中所留下的脚印。

科学研发成果可改变和造福社会，但培养科研人才却是漫长的旅程。除了要趁早栽培，更重要的是一路上为人才提供各种支援，包括奖学金、研究经费和前往研发机构就职的机会；同时打造一个有活力的生态系统，让新加坡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发挥所长。

这是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1月9日在2024年全球青年科学家峰会开幕仪式上的讲话重点。这一番话又让我想起上个月刚刚旅游过的芬兰，今天的芬兰正可以为王副总理的说法提供一个注解。

芬兰是一个小国自力更生而富裕发达的典范。550多万人口的国家，劳动力不足永远是个问题，因此，它必须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发展有高回报的行业。为了提高劳动队伍的生产力，就必须让每个人接受最好的教育。政府给公共学校慷慨的津贴，私立学校也照样享受同等的政府津贴，但它们不能任意调高学费或是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教师是个受人尊敬、高薪酬的行业，他们经过严格甄选，一般上是来自优秀大专的优秀毕业生。

在高素质的教育下，芬兰培养出世界上最有生产力的国民，工程师的人口占比全球最高。在工艺科技上，是世界的佼佼者，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主要是科技产品，如重型机器，以及曾经霸占世界手机市场的诺基亚手机。

政府与私人企业在研究与发展的投资占了GDP的3.5%，优异的教育制度和研究与发展上的高投资，使芬兰在半个世纪内，从一个农业国转型为高科技的工业国。今天的芬兰是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

芬兰的成功之路，多少也可看到新加坡在转型过程中所留下的脚印。

美国地理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戴蒙德教授（Jared Diamond）在几年前的著作《在动荡之下的国家如何应付危机和变化》（Upheaval: How Nations Cope with Crisis and Change）一书中，以六个国家的例子，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们如何从危机中把握时代的契机，走出困境。芬兰的现代化故事对我们更有启发性。

两周前我在这个专栏里介绍，芬兰是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所没触及的是芬兰人快乐的另一面：危机感。戴蒙德的书对此有深入分析。

1939年11月30日，苏联为了扩大防卫线而侵略芬兰，开始了一场残酷的冬季战争。西方的友好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北欧邻国却袖手旁观。被苏联强索领土的波罗的海国家包括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其他三国都乖乖就范，奉行中立政策的两个邻国瑞典和挪威也都不敢助一臂之力。

芬兰与苏联人口是1对40，但芬兰人不惜人命代价拖延苏军的攻势，苏军惨重的死伤，加上它也顾忌英国和法国最终可能支援芬兰，终于在1940年3月，同意与芬兰和解。在苛刻的和平方案下，芬兰维护了独立国地位。但是当苏联占领波罗的海三个小国的同时，纳粹德国也在1940年4月占领丹麦和挪威，夹在斯大林和纳粹德国之间，芬兰即刻面临被迫选边站的危险处境。

在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芬兰宣布保持中立，但几天后，苏联军机轰炸芬兰，芬兰不得已再度与苏联宣战。这次苏军为应付德国而分身乏术，芬兰乘机收复之前的失地。芬兰否认与纳粹德国结盟，拒绝与纳粹合作攻击苏联。

在两场抗苏和抗纳粹的战争中，芬兰死了近10万人，占了当时370多万人口的2.5%，男性人口的5%。二战后，芬兰在外交上讨好苏联，以赢取苏联的信任。

在芬兰与苏联战后的和平协议下，芬兰必须付给苏联3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但这笔赔款反而推动了芬兰的工业化，成为驱动芬兰重工业发展的动力。苏联规定芬兰必须购买苏联的石油，也减轻了它对西方和中东的原油依赖。

芬兰对强邻的屈从态度被西方阵营取笑，认为这是可耻的“芬兰化”（Finlandization）外交。

西方国家无法以同理心理解这次抗苏战争，给芬兰一个冷酷的教训：自己国家的生存不能靠别人，别指望小国被大国欺负时，其他人会伸出援手。

与俄罗斯接壤长达1340公里的芬兰，是俄罗斯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除了在外交上“中立”之外，芬兰今天还在实施严格的服役制度，适龄男性须接受一年的军训。

好景不常，恶梦似乎又要重来。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又让芬兰、瑞典、挪威等北欧小国产生危机感。芬兰去年4月加入北约，放弃了冷战以来不参与军事结盟的立场，瑞典也将步其后尘。

时代不一样了，小国生存的危机依旧。在大国的权力游戏中，面对存亡的抉择，是小国躲不开的宿命。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