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中国城乡差异大、东西部有待进一步均衡发展，经济体制也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正是基于中日两国国情的差异，决定了彼此面对的问题的性质也会有所不同。对此，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到，这些固然是问题，但也意味着机遇。

受疫情及地缘政治影响，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物价低迷，加剧了市场对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陷入通货紧缩的担忧，有人甚而提出中国经济崩溃论。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11月21日在北京出席由《联合早报》举办的第五届新中论坛时，对中国经济前景作出乐观展望，并表达新加坡民众对中美关系友好的期望。

在致辞时，王乙康反驳了上述言论。他说：“有些经济学者拿中国目前情况对比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假定中国会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在房地产泡沫化及人口老龄化冲击下进入长期通缩与迟滞。”王乙康指出，1980年代的日本人均收入已经高于美国，当前中国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两者情况截然不同。“中国克服目前不景气的情况之后，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增长势头。”

对于王部长这一观点，个人是认同的。虽然，本人早于2010年就写过一部题为《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的小册子，对所谓的“日本覆辙”做的定义是，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人口老龄化＋出口导向型走不通，贸易摩擦加剧＋长期低利率政策导致的脱实向虚＋房地产泡沫＋由前述因素导致的失落（经济停滞）。

这本书的写作，是基于我对当时世界经济结构即将发生的巨变所做的研判——随着中国土地成本日益高涨，和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底色的人口红利消失，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就当时而言，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各种有利条件正逐步消失，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转折的关头。

去年，我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并以“中国就是日本”为题写成一篇小文，发表于2023年1月7日的《联合早报》言论版。事实上，我至今持有这一观点，并固执地认为，如果中国体认不到这一点，像1980至90年代的日本一样，只顾眼前利益，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是顺势杀死僵尸企业、出清债务、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结果将是固化了原有的产业模式，同时豢养大量僵尸企业，使得有限资源无法向优质企业、行业集中，让中国经济丧失新陈代谢的功能。

伴随国际产业转移而来的是，中国将无法享受到像越南、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大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相反，由于这些新兴经济体加入战团，反而招致中国产业的疲敝。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产业不能顺利升级，未来很可能会面临如今日本面临的局面：在低端产品上，中国无法与越南、印度等国展开有效竞争；在高端产品方面，中国也无法与欧美国家展开有效竞争。

也就是说，于某种程度而言，我也属于王部长所批判的那批人。当然，须要特别说明的是，与此同时，我又确实高度认同王部长的观点——中日两国在这一“同”之外，确实还有大不同。

正如我于2022年10月8日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的《中国是不是发达国家？》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度。无可否认，东部、北上广深，确有发达国家的一面；但同时在西部、在农村，又有发展中国家的一面。受历史、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地区、城乡发展确实存在严重失衡问题，以至于发达的日本甚至美国，确实在中国；但也正如王部长所指出的，有待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也确实在中国。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发达与欠发达、繁荣与落后并存的二元体、矛盾体。

正是这种二元性、矛盾性，决定了中国既面临世界最富有的经济体所面对的问题，也面临世界发展中经济体所面对的尚待开发的问题。也正是这种二元性、矛盾性，决定了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手中可动用的牌还很多。以王部长提到的日本为例，在经济上，无论是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还是资源储量，都很难与中国相比。其次，日本社保体系早已在19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逐步建立健全。伴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原来困扰着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如城乡、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二元差异，逐步缩小，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国内市场，已是饱和到无可再投资、刺激了。这也就决定日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很严重，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较脆弱。

反观中国，不仅有14亿人口，重要的是诚如王部长所指出的，当前中国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美国的六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国城乡差异大、东西部有待进一步均衡发展，经济体制也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正是基于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决定了彼此面对的问题性质会有所不同。对此，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到，这些固然是问题，但也意味着机遇。

按照广州大学陈潭教授的看法，就经济增长而言，发育完善的市场要素是经济增长核心，人口要素是重点，技术要素是关键，而稳定与良好的制度结构，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为此，我们可得G=I[MPT]这样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G为经济增长、I代表制度、M为市场、P为人口、T为技术。

据该模型可知，可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要素还很多，譬如通过改革来提升制度I，即进一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此来提升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又譬如在技术进步T上着力……只要措施得力，任一因子的提升，都可以让中国的经济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再次出现质的飞跃。这也正是几年前，在我的《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通往正确之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二书里，所欲表达的主旨。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