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教激进组织的最基本要求（甚至唯一诉求）就是以色列的底线：以色列国的存续。这使得让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都是不可能的。面对武力袭击或武力袭击的威胁，以色列却无法如很多国际关系论者所呼吁或期望的——展现忍让以给和平一个机会。

巴勒斯坦地区回教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珍珠港式突袭”（抑或“九一一式突袭”），在一夜之间将近年来在国际媒体版面上愈来愈靠后的以巴冲突问题拉回了头版。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缘何遭遇赎罪日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突袭？什么样的防御失误导致哈马斯的袭击如此致命？是哈马斯单独策划还是另有主谋在背后帮助策划如此协同一致的全方位突袭？这些问题还有待战争迷雾逐渐散去、战场形势逐渐清晰后再事厘清。目前，空中杂乱的飞弹轨迹、剧烈爆炸后的残垣断壁、哭泣的亲属和胆战心惊的战区民众，仍然构成后冷战时代又一场区域战争的主画面。

毫不意外，呼吁和平、和谈、对话的声音即时出现，与以往所有冲突一样，反映着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对以色列而言，如果以“以色列国的存续”为前提和底线来讨论的话，和平恰恰是无法负担的奢侈。这也是中东局势之中以巴关系最弔诡、难解之处。

国际社会无法约束民兵

以色列立国之初的主要对手，是阿拉伯世界的主权国家。从立国翌日即八面袭来的阿拉伯各国，到赎罪日战争打了还沉浸在六日战争速胜荣光中宿醉未醒的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的埃及、叙利亚，这些主权国家都是第一等级的国际行为主体，它们拥有系统化的暴力手段，同时也不得不承担内部的民事治理责任，由此而受到国际社会的约束。

所以才能有后来空前的1978年大卫营（又称戴维营）和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利用美以、美埃之间的国家间关系，影响乃至重塑了以埃之间的国家间关系。此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派别，逐渐向准国家行为体蜕变，使得巴勒斯坦治理官方从“山大王”式的激进组织，演变为承担域内治理与域外国交责任的第一等级国际行为主体。这其实是国际社会试图以传统方式解决以巴冲突的努力，着眼点还是通过约束国家间关系，达致国际监督下的和平。

但是，以巴冲突中的关键角色，还包括了激进组织这一次级国际行为主体，目前这种组织从数量上而言，在回教国家中相对比在以色列为多。哈马斯就是这样一个组织。这些组织承担的域内治理责任较轻，重点还是在实现意识形态理想上；而它们几乎不承担什么域外国交的责任。在激进组织民兵看来，现阶段“革命尚未成功”，“破与立”的重点还在“破”上，所以他们不是很关心和平的外部环境对内部民事治理的保障作用。

因为“革命尚未成功”，任何阿拉伯主权国家或准主权国家对以色列的和平举动，都会被一部分激进人士视为背叛，后者会与这些“叛徒”分道扬镳，继续扛起激进的大旗，收获同样对革命未完成而心怀不满的人们的支持。哈马斯由是崛起。国际社会可以约束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甚至伊朗，也能借由将巴勒斯坦治理官方提升到国家地位而对其进行约束，但永远无法约束层出不穷、不断“出芽生殖”的激进组织民兵。

以色列无法放弃武力

回教激进组织的最基本要求（甚至唯一诉求）就是以色列的底线：以色列国的存续。这使得让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都是不可能的。面对武力袭击或武力袭击的威胁，以色列却无法如很多国际关系论者所呼吁或期望的——展现忍让以给和平一个机会。

与世界上其他惯于强调外部威胁的国家不同，以色列才是真正从立国伊始便无时不刻处于“亡我之心不死”的强敌环伺境遇中。当敌人的唯一诉求是突破自己的底线时，以色列面临的国际关系博弈，便是一种“吓阻换和平”的残酷模式。这种国际关系博弈模式是最低限的、最简单粗暴的、最黔驴技穷的，也是最绝望的，要解除只有让一方完全失败（即放弃诉求，对于激进组织而言，是诚心诚意放弃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诉求；对于以色列而言，则是犹太人打包离开应许之地）。

在“吓阻换和平”模式下，以色列不能示弱，任何示弱的表现都将被敌人视为可趁之机，导致更多袭击。在面对挑衅或攻击时，以色列必须表以更强硬的对抗，以强烈的武力展示对敌人进行震慑，使敌人知难而退。若不对挑战铁拳回击，会令敌人认为以色列弱点已现，可资利用，导致更频繁的袭击。

人类社会上经历了一次“吓阻换和平”模式，那就是冷战。美苏两个阵营以核武力量确保相互摧毁，保障了“恐怖和平”的存在。在冷战之初，国际社会恰恰是从一次失败的国际关系处理中，了解到这种模式的存在，那便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于美国防御范围的宣示，没有涵盖朝鲜半岛，助长了斯大林允许和协助金日成铤而走险的决策。

相对于以巴，冷战的规模更大，使得局势内可操作空间较大，在“吓阻换和平”的总模式下，可以掺杂着妥协、让步、迂回等策略性转圜，但冷战仍以其中一方完全失败作结。

以巴局势的空间更加局促，策略可以参与进来的空间更小，这也就使得“吓阻换和平”模式呈现得更加赤裸裸、烈度更强：以色列面对的是最直接的武力威胁，也以最直接的武力来吓阻。

以色列无法放弃以武力保证自身作为国家的存续，激进组织也不愿放弃将以色列国彻底铲除的终极目标。底线对上唯一诉求，保障和平的唯一基础是武力吓阻。这便是作为中东大局势中的“小局势”的以巴问题难解之弔诡所在，令世界无数爱好和平的人不断失望的、没有亚历山大之剑的戈耳狄俄斯之结（编按：比喻使用非常规方法解决不可解决之问题）。

作者是北京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