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入那端去给予每个人一定的所得,表面上似乎公平,实际上资源难以分配。但如果从支付端下手,按照不同的能力每个人承担自己的一部分,这样更能体现社会的公平。
练习曲
上个周末傍晚,我在邻里运动,组屋区里通往地铁站的红色通道几乎都做好了,为了筑造这些“红地毯”,行人道加宽了,旁边的灌木和小树也种了起来。
这个社区是北部的一个普通邻里,肯定不是黄金地段,连优选地段应该也称不上,大概就是标准组屋区,目前的转售价在全国范围属于中等甚至中下。但是这里的公共设施,干净宽敞的街道,齐全的便民设施,和任何一个黄金地段住宅区,甚至那些私人住宅区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实用。
我一面运动,一面用耳机听着《联合早报》配合建国总理李光耀百岁冥诞,在9月16日推出的《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有声书。刚好听到的是第九章“绿化新加坡”。
“如果我们不能打造一个全岛皆清洁的社会,那我们将会有两个阶级的人民:一个来自上层、中上层和中层阶级,居住环境舒适高雅;另一个来自中下层和工人阶级,生活条件极差。那样的社会绝对无法兴盛起来。而且那时我们正要实行国民服役,没有一个家庭会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去为那些住在大洋房的人,或坐拥高楼的有钱人送死。”
建国总理李光耀说,这是他在制定所有政策时的基本原则。
让每一个新加坡人都享有足够的住房、交通、食品、教育、医疗等基本条件,这是新加坡这几十年来,对于“建立公平社会”这一普世诉求的基本原则。
虽然执行起来不时有不足,比如组屋建得不够快、公共交通一时负荷不来,还有因为难以靠小国力量解决的问题,比如供应链导致的生活成本上涨等等,但建立公平社会的原则没有改变过。
没有天然资源的新加坡,建立公平社会的原材料是各阶层人民努力创造出来的,政府通过各种税收、国家资产和储备的再投资等,把获得的财政收入重新分配,因为政府掌握了重新分配的权力,所以大家一看到不公平,比如支付生活费用的能力,自然就认为责任在于政府。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资深研究员黄国和博士,与南洋理工大学的张优远副教授9月14日发布《基本收入标准2023:物价高涨下的住户预算》报告,提出低收入年长者获得的长期援助不足,而在本地有工作收入的住户当中,约有30%的收入无法达到应付基本生活所需的水平。
这支研究团队在2020年也发布过类似报告,他们的结论都是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薪金差距过于不平等,而低收入阶层工资仍然不足。因此,他们一再建议政府认真探讨制定基本生活收入,以让所有工作的人都有一份“体面的工资”。
研究定义的基本生活收入,要能涵盖衣食住行,包括娱乐休闲和让孩子上补习班或增益课程。按照报告的建议,育有两个19岁以下孩子的双薪家庭,在扣除缴税和政府补贴后,每个家长的月入必须达到2999元;单亲家庭的家长每月基本收入应该是3369元。
此外,65岁及以上的单身年长者,每月需要1492元,以目前低收入年长者每个月透过社区关怀计划(ComCare)获得的640元援助金来说,还不足以应付一半的生活费。
报告的建议令我有点不安。这个报告选择比较宽裕的生活方式,基本开销包括购买首饰、香水和支付海外度假。这些是“想要的生活方式”,还是“基本生活需要”?
我相信几位社会学者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如果资源无限,大家都希望每个人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包括有一些奢侈的开销,在温饱之外满足一些口腹之欲,而这对于开眼界和提高鉴赏能力有好处。但是,由谁来买单?
提高收入若不是通过工作的生产力和生产价值得来,而是通过国家法律迫使雇主提高员工薪金,或者政府高度补贴,这美好的愿望终究难以落实。前者会吓退制造就业机会的投资者,后者需要提高各种税收,这会制造更多的不满。
建国总理李光耀用国家的力量打造一个全岛皆清洁的环境,让不论哪一个阶层的人民都愿意努力让国家兴盛起来,并愿意保卫这片土地。如果今天我们要求中上和高收入阶层缴付更多税,以让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收入支付奢侈品,我不确定人性都升华到那么无私的程度。
基本收入或者最低收入,不是新课题,最终焦点都是支付生活所需的能力。我不赞成膨胀收入来应付生活,比较认同的是按支付能力承担各自的开销。
上周公布最新一轮车资调整,我认为是按支付能力来实现社会公平。
一向来说到车资调整,印象中都是上调很少下调。按照方程式,过去因为经济情况不佳,延后一些调整,目前还累积一些车资上调空间,所以原本预计这次调整很可能超过10%。
令我小意外的是,这次允许的车资上调幅度是7%,而且不仅压低弱势群体的车资涨幅、保持成人月票价格不变,甚至调低优惠月票的售价,让那些更依赖公交的乘客不受车资调整影响。
建立和维持一个公平社会,若从收入那端去给予每个人一定的所得,表面上似乎公平,实际上资源难以分配。但如果从支付端下手,按照不同的能力每个人承担自己的一部分,这样更能体现社会的公平。
我相信这也是新加坡社会能继续保持和谐,人民继续努力和有尊严地生活的硬道理。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