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思考香港

作者：陈凯文

小时侯的铜锣湾，区外人来此逛街，通常是到东角道附近的日式百货商店。那时候的罗素街，电车厂还未搬迁，时代广场自然未存在，利舞台也未重建，那里当时是一片街市。现在唐楼下卖化妆品的店，以前还是菜档，旁边有一家豆腐店，时代广场初建成时尚在经营，那儿卖的豆腐花味道不错，卖名表的铺以前是卖猪肉的，每天上学时经过，都见到猪肉佬扛着一只只猪往里搬。至于售价曾经全球最高的铺面，当时是一家士多，家父每天都在那店买烟，士多老板跟我们住在同一栋大厦。

那时候的铜锣湾，中产和白领们都不会跑到鹅颈一带，因为罗素街除了是个街市，还在电车厂旁边有一堆大牌档。每逢入夜，都有一大堆重体力劳动者，包括苦力、三行工人、电车司机、肉档菜档的店员，跑在那儿吃饭，顺道喝一下酒。家境小康的家庭，都不往那里跑，不纯粹是因为没空调，还因为周遭卫生环境差，毕竟以前的街市不会天天清理洗地，街上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腐烂菜蔬气味，加上帮衬者多是重体力劳动者，长期汗流浃背下会带有体味，衣着也脏兮兮的，说起话来粗口烂舌，一般白领自然敬而远之。

当然，八十年代的罗素街夜市，除了卫生环境堪忧，还有治安问题。以前的香港不像现在，虽说七十年代已建立了廉署，但地下秩序仍然存在，只要不出现大规模殴斗，警察除了定期“洗太平地”外，不会刻意为难江湖中人。是故，但凡有街市或大牌档，便会有所谓的江湖，纹了身的蛊惑仔，除了会在此收保护费，亦会在此“打趸”(流连)，夜市食客喝多了，有些会发酒疯，那些蛊惑仔便会出手修理他们。小时候的其中一个消遣活动，便是听到打闹声时，猫在窗边看他们在下面打架。

由于夜市脏乱差，家母一入夜便不准我们往下面跑，顶多到富明街那里的糖水地摊吃喳喳。是的，那时候一入夜，便没啥小贩管理，富明街、利园山道，乃至总统戏院附近的一段谢斐道，都有无牌熟食小贩。到了鹅颈桥一带的洛克道和谢斐道，则很多麻雀馆、桑拿浴室、游戏机中心、还有日式夜总会和酒吧。由于那边品流更为复杂，家人们晚上都不敢带孩童时的我去那里，那儿要等到叛逆期后，在几个当上蛊惑仔的朋友带领下，才见识到那边的夜生活。

如此每逢入夜，便被炒菜声、划拳声和吵闹声包围的生活，随着九十年代初的时代广场兴建而结束。政府逐步把罗素街，以及马师道的大牌档取缔，安置到鹅颈和洛克道街市的熟食中心。罗素街一带的菜档肉档，亦随着时代广场落成，市场生态改变而相继结业，连带时代广场背后的霎东街和耀华街，亦由本来满街的废纸回收铺，变成了酒吧、咖啡厅和餐厅。至于鹅颈至卢押道一带的洛克道和谢斐道，究竟是怎样由一个红灯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则似乎是另一个故事。

之所以要说铜锣湾特别是罗素街一带的变迁史，主要是因为有人在香港放宽防疫措施后，来港旅客数字并未回复疫前水平，反而见到大批港人北上到深圳消费，过往夜间仍有不少人活动的闹市，现在有不少店铺提早关门，于是便提议仿效台湾和泰国，在港增设多些夜市，以此吸引旅客来港，同时刺激本地居民留港消费。此一建议本来以为是部分议员随口一说，但从官方作出的反应，似乎真有计划落实，本文只好以其亲身经历，诉说过往大牌档和夜场遍地的铜锣湾，对于当地居民其实会带来什么影响。

须知道，各地不少所谓的夜市，通常都是城市管理缺位，或至少是管理不严的结果，例如过往旧区常见的大牌档，其实是当时政府没足够的小贩管理资源，于是索性发放大牌，让熟食小贩不再流动之余，亦便于监控其食物卫生。可是正如上文所述，这类大牌档除了会弄脏该片街道，亦会为当地居民，带来声音滋扰和治安问题。

可以说，官方过去投放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将大牌档搬上熟食中心，打击流动小贩，以及透过广告教育市民，不要光顾熟食小贩，乃是一项改善闹市民众居住环境的浩大工程。诚然，满街大牌档在某些人口中，是啥香港本土特色，但我们不像外国，闹市区的楼宇基本上都是商住两用，有人建议要重设夜市之时，考虑过当地居民的感受吗？如果我们因为所谓的晚市不景气，便打算让所谓的夜市重临，使闹市变回过往污烟瘴气的模样，这是进步还是倒退乎？

有人或许会说，搞夜市未必要设熟食档，但有人说要仿效其他地方，便不能只卖货没熟食。更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为了搞所谓的夜市，把过往的市政管理成果推倒之后，过去想吸引来港消费的目标旅客，依旧不愿过来，北上消费的港人继续北上。毕竟，疫前乃至黑暴前来港的自由行，主要是来港扫港货和买名牌，现在北上到消费的主要卖点，是当地有环境和服务质素不亚于香港，而且面积和空间比香港更大的商场，以及比香港更抵食的食肆。

假如你搞一个所谓的夜市出来，即使搞得像过去的大笪地一样，但环境有可能是干净卫生兼有空调乎？食物价钱能卖得比深圳更实惠吗？如在大牌档吃牛肉火锅，价钱比人家北上在商场吃还要贵，内地现在还要连五线城市都有港式茶餐，究竟能吸引得了谁来香港逛夜市，又能挽留得了谁在港消费？这个问题，还请庙堂上的衮衮诸公深思，别届时像当年提议的什么美食车一样，瞎折腾了一轮，对于旅游业却啥帮助都没有。

作者是学研社成员、福山智库研究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