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汪辜会谈30周年，媒体大量报道并回顾30年前代表中国大陆的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代表台湾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两位众所尊敬的大老，在新加坡经过三天密集协商，在1993年4月29日签署《两岸公证书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及《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事务性协议；标示两岸关系的解冻和发展。四项协议中，以《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内容最为简要，却也最为重要。我特别注意到以下条款：“本共同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三十日生效实施。本共同协议于四月二十九日签署，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

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原来这份协议的文本，分别以简体字和繁体字（台湾称为正体字）书写，前者横排，后者直排。从外，协议原件只列明日期是四月二十九日，没有年份。双方各执简繁体文件各一份，慎重签字换文后，各自加上年份：大陆简体字版用公元一九九三年，台湾正体字版用民国八十二年。看来双方为了文本的格式和内容可说煞费苦心，只为了为己方求得“正统”地位。这是中国传统中“必也正名乎”的实践，不可不坚持。在坚持之余，还呈现了当年“互不否认”的立场。这其中牵涉到“政治的语言”（language of politics），也是“语言的政治”(politics of language)。

书写的二元结构

从历史解读看，自1949年以来，因为海峡两岸的政体、政见不同，形成华人世界的中文书写与口语应用的二元结构。本文以两岸三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马地区通行的华文、华语为观察对象，分三点来阐述其二元结构形式。

历史学者分析，自秦始皇统一华夏大帝国以来，中华文化历两千多年不堕，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斯“书同文”的文字统一，维系了各地语音分歧之下的文字统一。夸张点来说，海峡两岸这半世纪以来“一文二字”的简繁之争，可算是两千年以来历史长河中少有的（或是唯一的）政治性分歧。未来究竟会不会分久必合，值得我们关注观察。

自古以来，论者都以中文的大一统为常态。事实上，在大一统框架下，不同程度的分歧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就以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而言，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新马地区正式名称是华语，而国际教学却统称汉语。各方名称有异，倒也异中有同，相安无事。

事实上，中国历代汉字系统经历多年演变，并没有造成政治上的重大纷争。

就以现代中文而言，在1949年之前一般通用传统书写形式，既是长年通用，也就从未称之为繁体字或正体字。然而，汉字简化的建议，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未间断。早在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就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是汉字简化运动的首次官方尝试。事实上，早年台湾方面并不排斥文字简化。当年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也是早年五四运动健将）1954年3月，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长文《简体字之提倡为必要》，后印成《简体字运动》单本。1969年6月，台湾官方还提出《整理简笔字案》。时至1960年代，大陆方面正式推出简体字方案，台湾开始坚持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以“正统”自居，推行“正体字”，视简体字为异端，开启中文泛政治化之争。

大陆方面于1949年后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行简化字。1956年，国务院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简体字乃成为国家文字标准。除中国大陆之外，也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联合国采用。

多年以来，香港、澳门仍通用繁体字；若干海外地区的中文学校，也继续采用早期来自台湾的正体字教材。由于两岸三地的使用习惯、文化认同、意识形态不同，至今简繁双方仍争执不休。在纷争之中，双方也各有不同杂音。

台湾方面曾有“识正书简”的主张，建议要认识正体字，但书写可采用简体字。大陆方面也有人提出“识繁用简”之议，认为繁体字和简体字可以相容共存，和台湾方面的建议不谋而合，前后呼应。多年以来，在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也不时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检讨简体字甚至恢复繁体字的提案。此类建议引人注意，也曾有公开辩论，但是目前看不出会有实质结果。

然而，在现实应用上，双方都曾基于实效考量而采取适当措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在进行文宣活动时，为了达到实效（譬如空投传单），都使用对方熟悉的文字（简体字或繁体字）。在两岸开放三通之后，为了接待来自对岸的观光客，也自然要使用对方熟悉的文字。更明显的例子是上文所述汪辜会谈文件“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暂时将文字分歧放在一边，接受“一文二字”，相互承认。

读音符号二元结构

关于当代中文的分歧，除了简体字和繁体字之争，还有大陆通用的汉语拼音和台湾通用且历史悠久的注音符号的二元对立。

早在1928年，南京的国民政府公布以汉字笔划为基础的注音符号，并长期在全国中小学以及海外侨校推行。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仍然以注音符号推行国语。在大陆，共和国成立之后于1958年颁布标准汉语的拉丁字母拼音系统《汉语拼音方案》，在中国大陆统一推行。加入联合国之后，汉语拼音也和简体字一样成为联合国中文标准用语；同时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若干地区也舍弃注音字，接受汉语拼音方案为华文教育标准。

相对照之下，汉语拼音方案使用拉丁文26字母标注读音，合乎国际通用的拼音方式，而台湾地区坚守的注音符号，毕竟还是源自汉字体系，与国际通行的拉丁文字母拼写相背离，因之在国际上汉语拼音方案的接受度远高于汉语注音。

1950至70年代，中国大陆经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对外相对封闭。此一时期，台湾长期在海外推广华文教育，教材采用正体字，以注音符号标示读音；同时也在台湾提供国际中文教学，采用正体字和注音符号，是重要国际中文学习中心。当年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新加坡南洋大学曾有一段时间接纳来自苏联的留学生，专修中文，自然是采用大陆通用的简体字和汉语拼音。

在美国和加拿大由早期（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和华侨社团成立的中文学校，也一直都采用台湾侨委会编写的课本，教读注音符号和正体字。只是近30年来大陆开放，留学生和新移民数目剧增，在美加等地新建立的中文学校，自然是采用简体字和汉语拼音。简体字／繁体字和汉语拼音／注音符号并行的二元体系，也延伸到海外。如今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和移民相对减少，此消彼长，由长久趋势看来，中国大陆影响力日增，又是联合国认可的国际官方语言，二元并存的情况，势难长期维持，简体字和汉语拼音当道的大趋势，看来难以扭转。

中文通用语的多元，以方言的分歧最为明显。特别是中国南方地区，由于山川阻隔，俗称“百里不同音”，乃出现多种地方性语言（方言）。不过一般认为，中国各地方言分歧、差异再大，由于在文字上“书同文”，因此并不妨碍中国的统一和民族的认同。

中国语言学家对于汉语方言的划分一直存在争议。有人把汉语划分为七大方言、八大方言，甚至十大方言，没有定论。事实上，无论采取何种划分方式，这些大方言内部的使用者，有时也不能相互理解。汉语各方言还可以分为许多次方言，次方言之下又可再细分成若干方言点。

一般常用的汉语七大方言，是指北方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其中又以闽方言内部分歧最大，还可以分出闽北话、闽南话、闽东话（福州话）、闽中话、莆仙话五种次方言，在语言学上各自独立。

新加坡通用的福建话，就语言学而言，是指以漳（州）泉（州）厦（门）地区为准的闽南语。新加坡惯称的六大方言（闽、潮、粤、客、琼、榕）中，除“福建（闽南）话”之外，潮州话和海南话都属汉语方言学分类中的闽南话，只是新加坡方言帮群长久以来已发展出各自独特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就社会学意义而言，不能归为一类。

200多年以来，新加坡作为移民社会，多元民族和方言群聚居一地，语言多元特别显著。以华族“郭”姓而言，据1990年记录，英文拼音（通常根据方言发音），竟然有36（英文）姓之多，其中还不包括中国正式使用的Guo！

在新加坡，多元方言并存造成方言帮群的分隔，甚至对立，同时也影响到教育成效，特别是以英语和华语为基础的双语教育国策。1979年在总理李光耀的主持下，启动讲华语运动，鼓吹“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自1979年起，至今历时44年不懈，推广华语，有效消减方言地位和功能。

根据新加坡人口普查，1980年有76.2%华人家庭以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到2020年减到11.8%。相比之下，以华语为主要语言的家户，由1980年的13.1%增加到2020年的40.2%。这40年之间，增速最快的是英语；由10.2%增加到47.6%。李光耀在1979年讲华语运动开幕时警示：“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英语势必成为华裔共同语言！”遗憾的是，由于华语运动的成功，已经达致“少讲方言”的目标，但英语看来还是会成为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言！

长年来，方言的式微引起不少有心人关切，新加坡一些相关机构（特别是宗亲会馆）经常举办活动以保留相关方言和方言文化，譬如盛大的福建文化节、潮州文化节。再譬如新加坡厦门公会在2020年底成立闽南语讲演会，推动闽南语的学习。同样受欢迎的还有同为会馆主办的粤语和潮语的演讲会。今年6月，厦门公会庆祝85周年会庆，举办盛大的国际研讨会，定名为“闽南文化在新加坡”，邀请10位主讲人由民俗、教育、语言、音乐、戏曲、饮食等角度，讨论新加坡的闽南文化，有超过500人出席一整天的学术讨论活动，足见以会馆为中心的方言文化仍有其生命力。只是通篇论文讨论中，竟然没有一位发言人以闽南语发声。看来研讨会反映的是对方言文化的兴趣，至于方言本身，在新加坡恐怕终究是强弩之末了。

以小见大，普通话和方言的消长趋势，也发生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语文统一成为语文改革焦点，冀望经由语言统一，可以推广国民教育，减少文盲，并且带来文化统一，凝聚国家认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

但是，方言作为本土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的根，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现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都出现“去方言”的现象。年轻一代在学校讲普通话，回到家中，却无法流利使用家乡话（方言），此种趋势引起有心人士的忧虑。

在不同地区，出现“推普”和“保方”（如“捍卫粤语”“保护上海话”）之争；要挽救方言消失的危机，理想情况当然是普通话和方言双语并行，而不是零和游戏，势不两立。未来发展，是否可能“推普”之余同时“保方”，值得关注。

比较特殊的个案是今日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以中文和英文为法定语文，享有同等地位。同时采“两文三语”（英文称为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的语言政策：两文是中文和英文（为书写文字），三语指粤语、英语和普通话（为口语）。在香港，中文在传统上采用繁体字（虽然法律上未有规定），学校教学则英语和粤语并用。如此多语并存的语言政策可视为一国两制的体现。如今于立法会会议和政府新闻发布会等场合，都会提供三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政府公文或网页除惯用的繁体中文之外，也常另备简体中文。由于香港和大陆互动密切，无论是官方文书来往或民间新移民和原香港居民的接触都日趋频繁，必须维持多语并用。长此以往，未来趋势是步向融合还是持续多元？在“五十年不变”之余，是否会出现语言使用形态调整，譬如简体字取代繁体字？或是学校开始普通话教学？香港语言政策如何转型？如何执行？效果如何？民间反应如何？这都是值得长期关注研究的课题。

改称闽南话为“台语”

台湾的情况更为特殊。原来台湾民间以闽南话（河洛话）和客家话为主要用语。早期国民政府全力压制闽南话和客家话，推行国语作为共同语，造成本土方言式微的危机。近20年来，台湾政治上转向本土化，开始努力“抢救台语”，改称闽南话为“台语”，强调台湾本位。近年甚至提出“二零三零双语国家政策发展蓝图”，要全力推行英语教学，以英文为第二语言，目的在“厚植国人英语力”，以提高国际竞争力。此议本身极具争议性，一缺正当性，二无可行性，但是，执政党一意孤行，目的或在“去中文化”，也算是语言政治化的极致。台语、英语都成了去中国化的武器。

70多年来，由于海峡两岸政治分隔，在文字上出现繁简并存以及拼音注音兼用的双重二元结构状况。两岸长期分裂，加深了中文的分歧，但在同异之间，各自发展特有的词汇和语言特色，大量丰富了中文的多元多样性。

同时，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出现大量人口移动，包括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就国际人口流动而言，不论是留学还是移民，都达到从所未有的规模。

近30年来，中国崛起，国力日增，中文也迎风而起，已超越国界，成为国际语言。在大中华文化圈，除了两岸三地之外，在新马地区以及各大洲，还存在着众多华裔以及非华裔的中文使用者。

网络促进多元互动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网络的普及，方便了各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各地中文语音和字汇的分歧，并不影响交流，多元互动已是形势所然。作为国际语言，中文的内容和用法同时在中国和海外并存、发展和变化，内容已经具备了语言学上的多样性，成为一种活跃在社群中、有生命力的语言。

21世纪中文多元化的趋势，在政治、文化以及身份认同各层面，都有深层的影响，值得深入研讨。未来的中文是否继续二元（甚至多元）并存，或将趋向统一？这不仅是语言课题，更是政治课题，也是文化课题。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原载2023年33期《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