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叶德豪

7月13日，从默克尔掌政时代后期拖延至今的德国首份对华战略终于出炉。文件出自德国对华鹰派代表、绿党外长贝尔伯克的手笔，其中声言“中国已经改变，出于这个原因和中国的政治决定，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对华进路。”此语颇有社民党总理朔尔茨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宣示“时代转捩点”之感。

对华战略全长61页，德文版以围棋棋盘为封面，在目录之前更有两段文字解说：

“中国战略游戏围棋——在欧洲以Go之名为人所识——是世上已知最古老的桌上游戏之一。”

“围棋由两位玩家在正方形网格上轮流放置黑白棋子而进行，共有10^170（按：此为次方）种可能的棋局。跟象棋不同，围棋不求将军，求的是争取优势位置、保卫所谓的‘自由’（按：中文围棋术语称此为“气”，即一只棋子四边所连接的空白交叉点，德文称为“Freiheiten”，属自由之意）。”

对于曾被指炒袭著作的贝尔伯克而言，这两句确实颇具多元文化主义式的“诗意”。然而，这一份国际政治观察者期待已久的对华战略，大谈中国的风险有馀，却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应对办法，却有“随手棋”之感（按：“随手棋”是指不加思考、随手而下的坏棋）。

这份对华战略跟欧盟一样对中国用上了“伙伴、竞争者、系统性对手”的三分法，但重点却摆在“系统性对手”一项，称德中对国际秩序重要领域的原则有不同构想，指中国正寻求影响国际秩序，以有利其一党专政，并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相对化”，特别是在人权的层面。

中俄继续推进关系被指对德国安全有直接影响。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活动，则被形容为试图建立区域霸权、对国际法原则构成挑战——南中国海仲裁就成为了后者的一个例子。

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早前“暗渡陈仓”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定位为中美建立基础一般，贝尔伯克也将“支持民主台湾在具体议题上参与国际组织”和“台海现状只能以和平方式和双方同意来改变”定义为德国“一中政策”的一部份。

在中德6月才举行过第七轮两国政府磋商的背景下，对华战略强调德国与中国的双边沟通与欧盟伙伴的对华沟通相辅相成，明显是要回应部份西方国家对德国“离队”与华发展紧密关系的担忧。文件更表明2020年谈成的“中欧投资协议”如今已不可能成事，并指寻求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家也要改变他们的对华政策——特别是西巴尔干和东欧地区的国家。

战略文件称中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让德国数十年来跟中国建立了政治、商业、科学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紧密关系网。但近年中国政策的改变却使交流减少，造成双方关系的不对称，表明“我们不能对中国政策的改变视而不见”。

文件提到中德之间的各种对话框架，却特别点明新疆和香港问题，称德国政府正在寻求重新定位中德人权对话和法治对话。同时，德国政府也会根据其《供应链尽职调查法》，要求企业评估其人权风险，并採取预防和补救措施。德国的出口管制也有可能会应用在人权问题上面。文件亦对欧盟的人权问题制裁表达支持。

在被形容为中德关系基础的公民社会交流方面，文件称德国的文化机构在华经营远远比中国文化机构在德经营更为困难，而在双方媒体在对方境内的工作境况，德方也认为存在着重大不平衡。

在中德经济关系方面，战略文件重弹了“不寻求脱钩”、“只重去风险和多元化供应链”的调子，强调德国要在关键行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时，文件也指在政府采购、运输业、金融与服务业、法律行业、创意产业等层面，中国的市场准入都有所不足，并对中国的数据立法给予政府过大管控权表达忧虑，指出德国政府会对在华经营受到歧视的德国企业提供政治支持。文件亦称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限制了双方的合作。

至于如何在新变局之下处理对华关系，战略文件似乎只有四种招数：一是现有手段，二是依赖欧盟，三是还在考虑，四是企业自律。

在德国和欧盟内部的层面，文件在十个范畴分别作出论述。一是壮大欧盟内部市场的政策，包括科研、数码和绿色创新等，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现有手段。二是多元化供应链，这里则要配合欧盟的原材料政策。三是所谓的“技术主权”，用以对抗文件认为中国正在寻求的“全球市场和技术的支配地位”，但当中有关欧盟国家补贴规范的讨论却早已是布鲁塞尔的争论要点。

四是“中国市场的风险”。在此，文件认为中国的“双循环”政策是要一方面让中国实现更大的经济自主，另一方面却要加强外国对中国的依赖，又称“随着中国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愈来愈远，对中国市场、个别行业或企业的关键性依赖就愈来愈可能变成一个问题”。这里提到的政策有现成的，例如30亿欧元上限的投资保证上限；有正在考虑的，例如以避免非自愿技术转让的角度来考量国家出口信用保证；有呼吁企业自律的，包括要求他们作出商业决定时要考虑到地缘政治风险，而政府也会跟企业进行相关的保密沟通。

五是“贸易工具”，由于欧盟是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这里的提法全系于欧盟在竞争法、智识产权等层面的整体政策。六是投资相关的，提案包括欧盟和德国早已落实的外来投资审核，至于更进一步的“对外投资审核”，文件则称这“可能跟现时政策一样重要”，德国政府将建设性地参与欧盟相关工作——再次“卸责欧盟”。

七是出口管制，文件强调要与盟友合作落实现有法规。八是保护关键基建，文件称德国政府将定义出哪些行业或企业和机构属于关键基建。

九是“外国干涉”相关的，当中提到间谍活动、所谓的中国“海外警局”、大陆政府的海外组织、代表中国政府的非法干涉、虚假资讯散播、游说活动、互联网服务程式和社交媒体等。然而，全文都没有提到具体的应对手段。十是网络安全，其中提到将关键基建项目扩展到数码层面、推动欧盟共同的工具箱，但同样没有什么崭新的具体方案。

战略文件的最后两章，谈的是国际合作和国内政策。前者的提法都没有意外之处，较为值得留意是大概是德国要求中国放弃在世贸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还有文件直批中国正在支持俄罗斯针对北约的论述，其保卫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没有公信力。后者只提到两点，一是加强联邦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各自之间的对华政策合作，二是培养更多熟知中国的专业人才。

对于贝尔伯克这份历史性的对华政策文件，有论者认为它至少是德国正式告别默克尔时代中国政策所必须的“丧礼”。然而，早在德国政府察觉到它必需草议这样一份对华战略文件的那一刻，默克尔的中国政策早就办过丧事。人们想知道的，不是欧美对中国老调重弹、弹了又弹的新认知，而是德国作为欧盟传统上与中国经贸关系最为密切的大国会如何处理对华政策。

这个问题的解答，却无法在这份对华战略文件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