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刚到北京的第一个夏天，36、37摄氏度的高温令我感到惊讶。和朋友聊起北京夏天的天气时，他笑称“不用担心，北京的最高温度不会超过39摄氏度”——当时没有明白他的笑点，后来才发现根据官方规定，若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当地就必须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不过，朋友的说法并不可靠。北京过去一个月出现了北京观象台（1951年）建站以来首次连续两天超过40摄氏度的天气，北京官方也发布了九年来首个红色级别的高温预警，不少户外活动在高温下延迟开放或暂停；中国首都短短两年多内急速升温的夏季气温，是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切实体现。

中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研究机构交互依存倡议（The Cross Dependency Initiative）今年初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50个最容易遭受与气候变化相关灾害的地区中，有26个来自中国；在风险最高的10个地区中，中国占了九个——包括江苏、山东、广东、上海等经济大省，它们在中国经济总产值中占比超过一半。

过去三年来，极端气候的影响在中国日益凸显，河南前年因罕见的强降雨出现严重洪灾，水力发电大省四川去年则因高温干旱面对缺电危机。中国水利部今年3月已预计，今年汛期区域性、阶段性旱涝重于常年，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多发。中国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已覆盖江苏、山东、四川等七个省份和自治区。

严峻的气候变化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世界气象组织本周提醒，上周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刚过去的6月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6日已警告，最新的气候数据显示气候变化已经失控，若继续推迟采取必要的关键措施，全球将陷入灾难境地。

中国显然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长远冲击，也感受到外界施加减排的压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已在2020年明确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随着中国在防疫政策松绑后着力拼经济，国际环保组织目前高度关注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碳排放的计划会否开倒车。 

非盈利媒体The Conversation上周发布的报道指出，相较于2019年疫情前同期，中国2023年前四个月的碳排放量增加10%，这主要是因发电和工业需求增加。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4月底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地方政府今年首三个月批准了至少20.45吉瓦（gigawatts）的新增煤炭，第一季度的新增煤炭批准量已超越2021年全年。

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四（7月13日）发布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也显示，中国今年1月至6月的煤炭进口量达2.2193亿吨，比去年同期的1.15亿吨骤增93％。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寻求通过加大煤炭输入，避免出现过去两年下半年因煤荒、水电匮乏导致的夏季电荒。

上述的数据都反映出，中国把眼下的经济复苏和能源安全问题放在优先位置，短期内不会为减少碳排放牺牲经济发展。

对中国而言，目前最大的减排挑战不是在经济发展和减排之间做选择，而是如何加速向绿色能源转型，尽快让碳排放和经济发展脱钩，由此才能在不拖慢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同时实现双碳目标。

中国2020年的非化石能源占总能源来源的15%左右，今年6月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提出，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在2030年达到25%左右，2060年达到80%以上。

中国疲弱的经济已对社会面带来冲击，要求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上放缓经济增长步伐，着力减少碳排放显然不太实际。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是个分秒必争的赛跑，一刻的分神就可能带来长远难以弥补的灾难性后果；影响的不只是遥远的下一代，而是当下这一代人切实的生活。

缓解未来危机和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之间该如何取得平衡，这是中国和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但对人口庞大、幅员辽阔，并且面对严峻经济挑战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或许更艰难也更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