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上报》

作者：陈嘉宏

民进党性骚事件频传，从许嘉恬、蔡沐霖，甚至到吴濬彦，这些民进党中阶主管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轻忽受害（投诉）者的感受，他们没有同理受害者惊慌无措的处境，没有让受害者觉得“长官是站在我这边的”，用一句现在颇流行的话来讲，就是没有“接住”受害者的情绪。

“接住”，在处理性骚扰事件时至关重大。因为，被性骚者通常是职场弱势，甚至有心理创伤，他们会选择投诉，通常已经是已经走投无路。但即使如此，投诉者还是有许多担心，包括“同事会怎么看我”、“我投诉的主管会不会与性骚者沆瀣一气”，以及“之后我的工作怎么办”。所以，当被性骚者鼓勇说出来却没被“接住”，还被要求大事化小，心中的落寞、失望、反弹与憎恶，其实可想而知。

对职场管理者而言，性骚的确是一件很难处理的事。一方面很难搜证，二方面指控者与被指控者都是员工，后者在职场的权势通常还比较大，所以处理起来动辄得咎。不过，所谓的“接住”并不意味性骚扰事件成案，而更像是一个性骚投诉与成案之间的缓冲区。在被“接住”之后，被害者可能经由陪伴与讨论找出更多性骚证据，得以向上成案；但也有可能经过适当的处理（诸如将性骚与被性骚者隔离），在冷静后选择回到原点。这一切的前提是，主管必须是像〈人选之人〉裡的翁文方，让被性骚者觉得可信赖、被支持，“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

事实上，上述说法只是处理职场性骚扰的低标。早在22年前就立法的《性别工作平等法》（前称《两性工作平等法》）第13第2项就规定：“雇主于知悉前条性骚扰之情形时，应采取立即有效之纠正及补救措施。”所谓的“立即有效之纠正及补救措施”，无非就是立刻地隔离性骚者被被性骚者，如果办公室环境不允许，那也要让性骚者知道：“我正盯着你，不要再做一样的事。”但不只民进党，放眼望去，有多少台湾的职场能够确实履践这22年前就已经立法的条文？

民进党连续爆发职场性骚事件，但职场性骚事件确确实实不只在民进党，而是存在于朝野各政党，以及台湾的不同的职场上。只不过民进党向来是台湾政治场域上性别平权的先锋，而杀伤力更甚。在这前提下，民进党人若还存在着“为何不检讨国民党？”“为什么不挞伐柯文哲的厌女言论？”这种围魏救赵的心理，就绝对无法从这波舆论指责裡脱身。民进党想挣脱这场逆风，就要让自己成为台湾性别友善职场环境的标竿。

既然职场性骚事件的发生与组织的权力结构高度相关，那就努力地解构现有的权力结构。民进党之前宣示的性骚事件秘书长专线是一个起步，不过，对不少年轻党工而言，秘书长仍是“你们自己人”，如果能建立一个直属于中执会的外部专家委员会来受理性骚事件的申诉，并定期向中执会报告党内的性平事件与执行状况，更能杜绝性骚事件的发生。

既然中阶主管可能因为种种考虑而想大事化小，轻忽被性骚者的投诉，那就建立强制通报流程，重惩隐匿个案的主管。

既然民进党长期被诟病没有性平意识的“老绿男”太多，那就强制中央与地方的党工，在党主席的带头下接受性平教育，进行个案研讨。透过扩大参与，让年轻党工与资深党务主管得以双向交流，让性平观念得以民进党内落地生根。

短短三天，民进党党主席兼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已经为了性骚事件道歉了三次。道歉是知错与负责，不过，为了同个主题频繁地道歉，不仅令人疲乏，更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止谤莫如自修，民进党面对此事最好的方法不是与其他政党拿泥巴互砸，而是把尽力把自己的性平标准拉得更高。也只有民进党自己做到顶了，舆论才可能回过头来问：那其他政党呢？这些政党没有性骚性平事件吗？是真的没有还是刻意掩盖？民进党已经这样做，其他要不要跟上？

这是台湾过去几十年来难得的“性平时刻”。赖清德在面对这么多起党内性骚事件之后，只能努力地迎向这波 #MeToo浪潮，这也是他无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