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界连爆性骚扰丑闻。随着民进党前党工在脸书上发文讲出受害经历，开出“第一枪”后，越来越多受害者站出来爆料，仅仅星期六（6月3日）一天内，就增加了15个案例，而且丑闻还从民进党扩散到国民党。

在脸书上的粉丝专页“公民1945行动联盟”仿照中国大陆公布冠病新增确诊病例，制作了“今日民进党性骚扰吃案例”图。星期六更新的图显示，“新增15案，累计18案（本土17境外1），累计辞职3人”。

至今被指性骚扰的包括现任民进党立委何志伟，民进党前青年部主任蔡沐霖、前党工陈右豪，以及和民进党长期合作的导演薛朝辉等。

在强烈民意压力下，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前党主席卓荣泰，以及现任党主席赖清德等纷纷道歉，承认难辞其咎，并表示将全面调查事件，检讨改进。

“吃案”“压案”

但以这场风波之大，道歉已不足以让舆论平息。尤其让网民愤怒和失望的是当事人向上级求助，得到的却是冷漠的、不理解的回应，上级还试图掩盖问题，即台湾人称的“吃案”。更有受害者控诉被要求向加害者道歉，被迫承受二次、三次伤害。　

一名陈姓民进党前党工上个星期五（6月2日）就在脸书上发文称，她几年前被同事陈右豪性骚扰后，上报主管、时任青年部主任蔡沐霖，蔡沐霖却告诉她：“雄性动物追求异性不成，总会被伤自尊嘛，你要多体谅。”据她申述， 蔡沐霖当时也提了一个粗俗的用词。

她称，陈右豪是蔡沐霖竞选立委时的办公室主任，深受器重。在她报告了陈右霖的行为后，开始在工作上被刁难，蔡沐霖还逼她向陈右豪道歉。道歉后，她继续遭受职场霸凌，需要服用药物支撑，并曾在办公室晕倒。

她在脸书上称，“我事后得知，这消息也惊动到高层，但后來，也沒有任何下文。” 她自称从未得到任何该有的对待和回应。

上述的情节几乎完全印合了电视剧《人选之人》的情节，唯一不同的是，在电视剧中被加害的张亚静还有上司翁文方替她出头讨公道，而如果上述受害者的控诉属实，她是完全孤立无援，同时遭受性骚扰与职场霸凌。

而另一名民进党前妇女部工作人员上星期三（5月31日）在指控中说，她在去年9月的一项工作任务中，在回程的车上，被人称“辉哥”、民进党长期合作的导演薛朝辉性骚扰。事后她上报给当时的妇女部主任许嘉恬，对方不仅没帮忙，还质疑她：“为什么不跳车？我不懂，你怎么没有叫出来？”

当丑闻曝光时，许嘉恬是民进党副秘书长职务，蔡沐霖是劳动部次长李俊俋机要秘书，他们都在本月1日辞职。陈右豪则发声明表示会透过法律手段捍卫名誉，要求陈姓女子停止对他的不实指控。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隔天（6月2日）在脸书发文说，面对性别平等事件，不需要“大局为重”。岂料，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给他留言，声称：“我在三年前被性骚扰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要我忍耐”， 还附上三个呕吐的表情符号。

风波未收，冲击2024年总统大选？

在这场风波中，国民党没有全身而退，蓝营智库研究员曾柏文也被爆出性骚扰，但舆论还是聚焦在民进党。民进党立委林静仪还因此感叹：“加害者换到非民进党的人之后，好像舆论讨论的火就快熄灭了”。

其实，之所以会有这种落差，一是因为这一轮曝光的性骚扰案，绝大多数都集中在民进党相关的人员中；其次，台湾民进党一贯以进步、社会正义、性别平权为政党的价值，如今不止性骚扰丑闻连环爆，还被指控“吃案”，自然让支持者和一般民众更为失望、甚至厌恶。

民进党出身的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分析，此次风波若处理不好，可能导致民进党大量年轻、女性、高学历及中产阶级选民流失。

媒体人吴子嘉也在直播节目中分析，从前，国民党被视为外省党派，民进党对比之下有优势，但如今国民党已经本土化。如果一直被爆出像性骚扰事件这样的风波，民进党“铁票”随时可能会被敲掉。

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距离2024总统与立委选举还有半年之久，此时难下定论。

中时新闻网星期一在评论文章中指出，风波看上去会对民进党的选情带来冲击，但回看过去几年metoo运动的轨迹，往往在几位特定名人付出代价后，其他名声不够响的案件，就”相互自我吞噬“，因失焦而平息、乃至遗忘。

台湾法律与现实脱节？

该评论说，台湾每年发生在企业、民间和基层的性骚扰多达20万件以上。但本次风波，引发的是“政治选举的攻防意图”，并非真正深入台湾性别平权的残缺现况。

在世界范围内，台湾对性别平等乃至于性骚扰的意识，并不算落后。2004年，台湾颁行“性别平等教育法”，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类型的法律。次年，台湾通过《性骚扰防治法》，引性骚扰概念入法，并定义了性骚扰。

根据法律，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的，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且把这种行为作为获得工作或其他权益的条件，或者造成对方心生畏怖的 ，不当影响对方正常生活的，都算是性骚扰。这样强调主观性的认定，与英美已经非常接近。

但在现实层面，台湾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台湾劳动部在2017年至2021年间的统计显示，遭受职场性骚扰的当事人近80％选择不申诉，因为担心闲言闲语，担心失去工作，担心遭受二度伤害等。而愿意申诉的，也会碰到证据不足，申诉单位反应消极这两大困难。

同时，台湾本土的政治运动文化，也为性别平权留下了一些“坑”。中时新闻网的评论指出，台湾女性运动从90年后，以范云、林静仪为代表的，自称也自视女性运动路线的指标人物，在取得个人政治利益后，旋即成为回避、包庇、助长“性骚扰集体现况”的政治加害者，甚至蓄意忽视、漠视在野党的修法提案。

权力霸凌

英国著名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说，除了性本身以外，世界上的一切都与性有关。性则是关于权力。性骚扰的本质是权力霸凌，政治界只是这种霸凌的其中一个场域，台湾也不是孤例。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美国，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权力不对等而发生的性骚扰案件，时有发生。

台湾政坛近期的性骚扰案会引起更大关注，除了因为数量多，还是因为它再次让人看到台湾“民主进步党”，似乎不再”进步“，和其他政党或权力机构也没有很大区别。

这让人想起，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2020年接受《联合报》采访时说过的：“当年那个在街头冲撞、充满理念的民进党，如今已成世俗化政党”。

民众党台北市议员林珍羽则讽刺地说，民进党过去时常把推动性别平等政策当作“神主牌”……但现在看来，最安全的地方，似乎是最危险的地方。

“最危险的地方”是一种夸张说法。罗文嘉所说的“世俗化”是不是更贴合民进党的现实？到底该用怎样的眼光去看待民进党，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台湾选民明年自有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