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友人询问，5月17日，《经济学人》网站刊发基辛格专访长文，题为“基辛格详解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有什么看法？

他的问题很大，但也绕不过去，我试着回答如下：

基于中美竞争、俄乌战争等国际政治现状，基辛格认为，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各自确信对方是战略意义上的威胁，正逐步走向对抗。在他看来，人类的命运恰恰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和睦相处；随着人工智能（AI）等科技的快速发展，留给中美双方寻找相处之道的时间窗口不到10年。

为此，基辛格向有志于解决这一问题的领导人提出若干建议。他提出，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且欧洲、中国和印度都能参与的世界秩序是可能的。这或许可以取得好结果，至少不是灾难性结局。这是当今超级大国领导人的职责。

关注“超级大国领导人职责”的基辛格的思维格局，有两个支点，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19世纪的主权平衡外交。现实主义遵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讲究尊重现实利益，往往将权衡利弊凌驾于道德原则共情性之上；19世纪平衡主权外交，与20世纪人权平衡区域、国际、社际、人际关系的普遍价值相矛盾，更与21世纪平衡主权秩序与普遍人权的共同规则相冲突。考虑到今年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5周年，更显现这一矛盾冲突，存在认知与价值判断上的双重缺陷。

所以，即使基辛格在位时的政治策略取得成功，但一定是以牺牲某种局部利益和无差别人权为代价的。而且，这些代价必定为日后的冲突埋下隐患……纵观基辛格一生处理过的事务，无论是越南事务、美苏关系、中美关系，概莫例外。

可见，基辛格说的“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且欧洲、中国和印度都能参与的世界秩序”，即使是可能的，也未必可取：

第一，基于规则，并无新意，问题是什么规则？谁的规则？美国的？若是，这正是当下欧洲憋屈、中国不满、印度取实利主义立场的问题所在，且是发生冲突的原因。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并不能解决问题。

第二，忽略大国之外的广大地区或众多小国的局部利益诉求（背后都是人，是生命），失去价值导向。

第三，根本问题还是无视主权与人权的冲突，已经成为导致现时代国际关系、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己身心灵关系紧张、失衡的主因。

第四，对“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基本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的无知。

所以，基辛格说的“世界秩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在当今世界可取不可取的问题。

在我看来，即使从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或从和平或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上看，这个AI科技超高速发展，与地缘政治意识严重滞后的世界，须要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来解决问题，这就是“Live and let live of Global Symbiosism”（互相宽容的全球共生）的思维方式。

所以，由二战胜利者搭建的联合国架构，是到了改变的时候。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势在必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不只是超级大国的领袖，而是所有国家、所有有影响力的经社组织及个人都要担当起责任，形成全球共生的共识、公约（规则）和组织架构。为此，我们甚至须要先发起一次《全球共生公约》的签名运动。

AI科技的发展，是有望将工商文明生活方式的品牌化、标准化、复制化，推向极致，解决经济生活的增量和稀缺性的动力学（Dynamics）问题，但能否解决社会生活的均衡和人道的协和学（Synergy）问题？

AI的好处已不言而喻，其危险性，是人机对抗、人机合一，还是人机共生，就连Al专家及生产商，也心存疑虑，甚至不得而知。未来生命研究所3月29日报道，包括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和AI领域顶尖专家、图灵奖得主本吉奥在内的1000多名行业高管和专家签署公开信，呼吁暂停开发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至少六个月，称其“对社会和人类构成潜在风险”。

这正是习惯“求同存异”的中（轴）心思维（含理想主义、理性或现实主义、系统控制）的人们，须要在哲学上检视自己行为方式，达成新的共识之处。这大概也是基辛格意识到“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快速发展，留给中美双方寻找相处之道的时间窗口不到10年”的缘由吧？

我不知道比起梳理过去，对展望未来更有兴趣的基辛格，接下来构思的两本书（一本关于AI，一本关于联盟的本质）是什么模样。但是，AI如ChatGPT迅猛发展的本质，可能将求同存异的轴心思维推向极致，与本质上去轴心的Web3走向开放的“个人所有权”即人权、事权、物权合一到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人（与国家相对）的“共生权”，自相矛盾。这个矛盾，显然不可能在现实主义的笼统的国家“政经联盟”或“广泛的利益联盟”中加以解决！

如果基辛格不了解这一点，我想，那将是非常遗憾的。因为他似乎不懂得，仅仅从国家关系上寻求解决人类问题的几乎所有思路，都已经穷尽。百岁长者基辛格那点历史知识和国际事务经验，已经“out”（过时）了，只是他还在开心地思索，从个体生命活力上看，实属难能却未必可贵！

中美各自国内结构失衡严重

是的，活跃在国际事务中50年的基辛格先生，知识结构有缺陷。他是有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但缺少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所以在讲中美关系时，完全没有经济学常识，在批评特朗普改变中美关系打贸易战时，完全没有顾及中国过去40多年高速发展中，存在整个乡村生活败落和土地财政“铁公基”的问题，特别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高税收、高社会交易成本（包括外汇管制）的外向性经济，造成国内消费市场不振（贸易顺差并不足取）等日积月累长期问题。他对美国存在城市空心化、铁锈带、失业率居高不下、基础建设失修，中产阶级平民化、底层民众吃救济等问题——这些连我这个2015年春节到美国度假和讲学的外国人，都看到的问题（其实2008年春节期间纽约一位朋友陪我去自由女神岛时，就对我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美国完蛋了，现在连个针头线脑都造不出来”），基辛格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只要中美各自国内存在的结构性双重失衡问题不解决，两国关系即使表面和谐相处，也只能是暂时的，且是危机四伏的。在双方国内、国际问题两边都失衡的情况下，中美还强求鸵鸟式的所谓和谐相处，未必是好事，有可能问题越拖越大，一个不小心，真的逼到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作为晚辈，我很遗憾基辛格没有认识到，特朗普为什么能在2016年这个时间节点上，被选为美国总统。基辛格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或不在乎中美这个结构性双重失衡问题的存在，反而倒果为因，怪特朗普把50年的中美关系搞坏。这就完全没有一个学者思想家甚至常人的基本判断力。

有朋友说他是御用文人，准确地说，是华尔街资本集团和中国权贵的双重御用。因为过去50年中美关系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华尔街资本势力和中国权贵集团勾结，沆瀣一气又勾心斗角，以民族主义绑架来剥削两国劳动人民和底层社会，外加牺牲所谓“局部地区”或“少数人”利益之上。这是问题的实质。

当今世界亟需存同求异、存同尊异的共生思维方式。在中国2020年发明“内循环”一词之后的三年，近日《金融时报》报道“全球投行在华业务利润下滑”，也许就是基辛格批评特朗普与拜登将道德原则置于利益之上的结果，也是他的现实主义希望扭转的现实，可惜他已经看不到。在拜登四年弥补了特朗普过于自信的单打独斗后，特朗普可能重新执政，解决中美各自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再次提到议事日程。

作者是全球共生学会（加拿大）

学术委员会主席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