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意识形态壁垒越来越分明的时代，族群复杂的国家谈论或思考内部凝聚力，成了更具真实意义的课题，而不完全是政治需要或操作。但谈论或思考的方式，会决定共识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是国家社会更有凝聚力，更多认同感，还是族群间分歧与猜疑更大，甚至走上悲剧道路。很多国家内部在意识形态或不同观念上倾向各说各话，或者个别社群和意见领袖在大事上坚持小圈子立场，并以虚无的想象作为论述，扩大对群众的渲染和影响，争取扩大支持，不以折中求同为目标，对真实的国家利益帮助不大也无意义。这是现实和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情况。

即便不是这样的大时代，同样屡见不鲜的情况是，一个国民之间欠缺凝聚力的国家，国家资本——包括历史长度、文化厚度、族群认同感、共同价值观等等——又不强，很容易陷入内部纷争循环往复的局面，难以积累国家的整体成就。

瑞士在这方面是很值得借镜的成功案例。

1291年为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压力，瑞士中部三个高原州签订建立永久邦联的盟约，誓言合作共同对抗以统治集团为主的敌人，并且根据法律保证地方安全，同时通过协商而非战斗，解决彼此的分歧等等。由于同盟采取高度尊重彼此权利也合作团结的运作方式，地方之间有很大的自由权，一些城邦陆续加入，扩大了同盟邦联。哈布斯堡统治集团有感于可能失控，出兵讨伐，却一连几场战役都被彪悍勇猛的瑞士平民兵团打败，瑞士逐渐取得独立地位，后来甚至将哈布斯堡统治集团赶出境内。瑞士不同族群间作为统一的民族意识也慢慢形成。

然而直到1848年新宪法通过，正式成为现代国家之前，瑞士一直面对各种内外矛盾。这一群被后人戏称为“不想做德国人的德国人，不想做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和不想做法国人的法国人”建立的国家，一度被法国入侵，扶植亲法政权，也面对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冲突，并在1847年爆发最后一场内战。奉命率领联邦军讨伐天主教保守派反抗联盟的老将杜福尔，不忍于同胞相残，誓言以最小的伤亡完成任务。除了以积极的诚意劝降部分反抗州，也要求下属善待敌方伤兵，最终在几周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内战，双方死亡少于100人。那也是瑞士人至今参与的最后一场战争。杜福尔是后来成立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办人之一兼第一任会长。

由于身在大国之间，又多与大国王室沾不上边，不同背景的瑞士人一直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也理解个别族群力量太薄弱，只有团结才能抵御大国的干预和奴役，也才能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养成瑞士人骁勇善战的民族气概，好几百年间，瑞士军人的战术和阵法深受重视，是欧洲大国竞相聘用的雇佣兵。据统计，最高峰时期，瑞士高达5%的人口投入雇佣兵行列，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间接为纺织、珠宝、钟表等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引进资金，也为后来的经济规模打下基础。

因为这种危机意识，瑞士在19世纪修法，达到全民皆兵，至今成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今天的游客会在火车站看到扛着军旅背包和自动步枪搭火车的男子。最近游瑞士，一名当地人就认为，新加坡的兵役制度与瑞士有很大共同点而觉得亲切。

瑞士历史学家莫里（Olivier Meuwly）认为，拿破仑掌控瑞士所开启的各州平等体制，事实上帮助瑞士成为现代的中立国模式。当时欧洲大国都知道，让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瑞士保持中立，对各方都有好处。莫里说：“瑞士人民并没有要求中立，成为中立国并非计划中的事情，而是其他国家因时局需要而促成的。”

瑞士人后来越来越清楚，这种中立性是避免人民在大国纷争中，因必须抉择而撕裂的好办法。

几百年来，瑞士人在平和与纷扰夹杂的国家进程中，不断累积属于自己的标识物（icon），强军和中立便是其中两项；其他如红十字会、高山地形、充分自治的州权利、平均一年四次的直接民主（公投），以及钟表业、巧克力等数不清的国际商业标识，都有利于凝聚不同语文族群的向心力，强化国民意识。

这一过程在早期未必是自觉的，但在下意识中，他们逐渐不以母族语言文化为国家认同的考虑，而是以瑞士这个地理上美丽却艰困的土地为奋斗守卫的目标。无论是对崇山峻岭的开发和保护，还是对艰难议程的争辩与寻求共识，都仿佛是在为下一代铺设更清晰的前行轨道。

在时间序列中行进的人们，当下无法给出未来历史问题的答案，甚至常常答错题，只是事后回首，用历史家的角度，才会发现一个国家或族群，当时做对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而很多事情已经无法回首，甚至已付出无可弥补的代价；遗憾的是即便如此，很多时候，这些代价也在两三代人之后被轻忽或遗忘，甚至面对扭曲和误解。

国家凝聚力与共识的基础须要教育传承，也须要因应时代更新，前提是这些基础必须是在人民自由意志的表达下汇集的思维结晶，而不是在压力下塑造而成，更不能是少数统治者的自我想象。瑞士从政治到经济都崇尚自由放任，从19世纪中叶以来创造了经济奇迹。他们的国民能在自由中守住国家利益的法律底线，尊重民主规则，也是民主制度的奇迹。这大概都有赖于潜在的认同与归属感，没有正常人想把自己的房子拆了；而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希望与成功机会，也是认同的元素。这些都是国家治理者在扪心自问从政意义的同时，必须精准把握的问题。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