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联合早报》刊发了笔者《再论“中国正在凋零”——兼与易富贤先生商榷》一文。本文进一步探讨如何应对并化解人口凋零这一危机。

我们必须先清醒地认识到，低生育率是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等综合原因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超复杂问题，因此不应天真地期待只通过一两个对策，尤其是仅仅寄希望于通过福利制度，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我们也应认识到，危机不仅发生在中国（甚至可以说独生子女政策都非主因），而是几乎所有工业现代化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均呈人口凋零之势。尤以韩、日最为明显。韩国2022年总和生育率已跌至0.78，创下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最低值。日本的数据虽没有这么惨（2022年为1.27），但2022年出生的婴儿数量不足80万，也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首相岸田文雄的顾问森雅子日前警告：“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将会消失。”因此，我们应从“中国特色”这一狭隘视角跳出来，审视这一人类后工业化时代所普遍面临的危机，并探寻“为什么”及“怎么办”。

为何现代人的生育意愿愈来愈低？笔者认为，首先是文化教育原因。易富贤先生认为“中国的人口危机既有生理原因，也有文化原因。”在笔者看来，文化原因（这里取其广义）才是导致“更多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的主因。记得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曾半开玩笑地建议：禁止所有女童上学，就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玩笑尽管是玩笑，但也道出一个无奈的现实矛盾——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参加工作的比率也愈高，女性的婚育率就愈低。据2023年2月最新数据，日本女性就业人数持续上升，已达3067万，占全国就业人口近半数，直接导致二战后延续几十年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出现全面瓦解之势。在如此高的女性受教育及就业率面前，任何福利政策都无法弥补并平衡女性在职业和家庭间所处的两难处境。

其次，文化观念也变了。现代的婚育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观念作祟的结果。儒家文化圈盛行不衰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家国同构等观念，早已被现代经济浪潮冲击得七零八落，无处安身立命。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何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华人，虽从未经历过计划生育政策，但过去20年的平均生育率，却是世界最低水平（1.0到1.1）的原因。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将婚育看作仅仅关乎个人幸福、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的私人事务，而不愿再同国家的命运、社会的未来甚至家族的传承相联系。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所有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国家或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教育内卷化现象。这种焦虑必然极大地抑制年轻父母的生育愿望。可以说但凡教育内卷化愈严重的国家或地区，生育率就愈低。这俨然已成了高房价之外的又一高效“避孕药”，也是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大力整顿教培机构的一个原因。

笔者记得有次在德国柏林地铁站，看到一幅巨型广告宣传画，画上描绘的一个德国中产四口之家的幸福美满形象，给了我极大的触动，也使我瞬间明白现代德国人的家庭生育观念已然改变，就像是在说“只生两个好，政府来养老”一样。在这种社会流行观念的潜移默化下，政府再怎么推出福利制度，又能有多大起色呢？

所以，与其花费高昂的财政补贴而事倍功半，何不尝试从人们的观念入手，去慢慢改变？为何不从孩童教育开始，以重塑未来年轻人更全面、理性、健康且可持续的婚育观呢？要像一个台湾家长所说的：“孩子不仅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也是社会传承的唯一载体。”并将这一观念重新“植入”到未来人的心中，就像我们曾习以为常的观念。

在我们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自由权利的同时，每一个人都应重新认识自由即自律的原则。换言之，自由绝不是只考虑自己的权利自由，也应不伤及他人的自由，尤其是代际自由。一言以蔽之，既然是传统的婚育观受到致命冲击，那就应从观念入手，去重塑之。这也是人类文明终极保卫战的有效手段。

最后，笔者认为还有两种重要的经济压力发生了变化。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个人所要承受的都市经济压力愈来愈高（例如令年轻人望而生畏的高房价），同时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愈来愈高。与此矛盾的，却是人们对生活的期望远高于实际收入水平。这种压力或矛盾，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抑制年轻人的婚育愿望。严重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出现日本企业家大前研一所说的“低欲望社会”现象。另一种经济压力本该有，却随着现代退休福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消失无形，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养儿防老”，已经变得多此一举，甚至显得迂腐可笑。

人类漫长的进化一直是靠繁衍生息的内在逻辑甚至是本能所驱动。因为人性都本能地蕴含趋利避害的天性。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是父母在对待生男生女之事上，也会与自己日后的利益紧密相联且多有算计。然而，现代养老制度彻底解决了这一老年经济压力问题，使年轻人再无后顾之忧，放手不生。这也可以解释易富贤所说“现代人口下降就像再生障碍性贫血，很难恢复”现象。

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全面且系统地检讨退休养老制度，并做出深思熟虑的调整。因为随着人类平均寿命愈来愈高，制度早已使目前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而且对婚育也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反过来，愈演愈烈的少子化现象，又会进一步加剧养老金危机，从而注定没有未来可言。对此，中国传统的家族与孝道等观念，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这一问题。这也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呼吁英国应学习中国的儒家孝道，以应对养老制度危机的一个原因。

但是，应清醒地认识到，儒家的许多观念都属于前现代，如何能指望以此对抗并化解后现代最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呢？何况即使是华人也都早已“离经叛道”，甚至在婚育等方面比西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徒叹奈何。但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又全然无解，究竟应该怎么办？摆在人类面前的艰巨挑战，就是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归传统。

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传统宝库，我们还能去借鉴并修正当下的观念吗？也许相对理性的做法，是在保障个体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基础上，合理吸收借鉴儒家小共同体中的一些好传统与智慧，然后找出一条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融合的中庸化道路来。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