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论

这一两年，全球经济最重大的发展之一，就是美国政府展现强烈的企图心，要让高科技制造业和中国大陆脱钩，恢复美国的制造业。这种由政府强烈主导产业发展的状况，发生在长期以来强烈主张“自由放任”、劝戒他国服膺“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身上，的确让绝大多数专家都跌破眼镜。

除了美国政策改变（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课征25%关税）之外，中国的劳动成本快速上升，冠病疫情期间严苛管制疫情、不惜代价打乱制造供应链，加上远距生产的运输造成大量碳足迹风险，疫情和地缘政治等黑天鹅让远距生产风险大增，都加速了这种制造业“回美”的发展。目前，美国制造业重生已显示了若干成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2022年美国和制造业相关的建筑投资为1080亿美元，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英国金融时报统计，美国在“降低通膨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生效后，企业已经承诺超过2,00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总部位于美国以外的企业。新的工厂正在市区、乡村、沙漠绿洲、岸边小镇等地拔地而起，大部分来自和半导体、电动车电池等相关高科技领域。但投资并不限于这些可从美国政府直接获得补贴的领域，像眼镜、自行车、健身补充剂、袜子、帽子等过去不太可能在美国设厂的领域，现在为了接近市场、分散风险，开始回到美国投资；高度自动化的生产，部分解决了美国劳工成本偏高的问题。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四成美国消费者不喜欢中国制造的商品，进一步提供了有利条件，让制造业回归美国。

观察者或产业界很自然会进一步思考，情况会如何演变？这会是一种“新常态”，或只会是短中期现象？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获得一些启发。韩裔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在其名作“富国的糖衣”一书中指出，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全球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家。只有在二战之后，美国已是世上无可匹敌的国家之后，才开始拥抱自由贸易；就像更早期的英国，是在其工业水准超越了欧陆竞争者后，发现自由贸易对其有利，才开始故吹自由贸易的。

因此，虽然无人可以完全确定情况将如何演变，但未来若美国政府担心产业落后而长期以政策干预产业发展，也不会让人过于意外。也就是说，若“抗中”作为无法阻挡中国进一步逼近（或超越）美国，美国极可能进一步扩大抗中领域和深度，和中国经济脱钩程度将会加剧。

然而，这种发展是否可以阻挡中国“超越”美国？台湾身处两强之间，产业界又该如何自处？以目前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趋势看来，美国中长期很难阻止中国的超越（中国许多领域的专利数都已超越美国）。以一些“卡脖子”技术而言，中国的确需要一些时间来突破封锁，但摆脱美国封锁是早晚的事。只是在美国扩大脱钩之下，全球化受到冲击，两大集团间的经济也将会受到波及。

在大幅脱钩后的竞争中，“规模经济”将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中国加上“一带一路”146国和金砖国家创造出来的“非泛美集团”目前人口约占全球七成、经济规模约三成，和“泛美集团”（美、日、中西欧等）互有胜负，但“非泛美”的经济成长较快，经济比重升高，让中国获得的“规模经济”会愈来愈大，愈来愈多项目将逐渐领先。今天美国制造业“回归”，终究会是一种短中期现象，无法维持长久。等“泛美集团”体认到必须彼此合作才能创造双赢之后，才会回归到先前较自由的贸易状态。

台湾和台商如何在“泛美”和“非泛美”的拉扯下，维持一种两边皆能获利的动态均衡，是高度的挑战；但能化危机为转机者，就是高风险下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