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在壳牌（Shell）工作了26年的朋友约吃饭时，送给我她最近出版的书。她1989年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先是在中国原化工部下属的工程公司工作，后来被壳牌“挖角”，1995年成为壳牌在中国的第一位公共事务专员。

之后的年月里，她在中国、英国、荷兰、新加坡担任壳牌公司12个不同职位。这本书不纯粹是一本个人的回忆录，而是以资历深厚的公关人视角，通过她在跨国公司的公关生涯，总结出个人与公司在应对不同公共传播相关情况的经验。书里头有故事，也有理论和方法，每一章还列有参考资料。

我夜里睡前翻阅，才知道朋友因为父亲在部队里服务，童年跟着父母在新疆生活过，快上中学才去了江西，后来到北京上大学。

她在2012年到新加坡工作，我大概是在2013年一个工作晚餐上与她结识。2020年在冠病暴发期间，她正式成为新加坡公民。她和家人在其他国家居住过，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决定以新加坡为家。她说，新加坡是东西文化的汇聚点，在这里生活合适而舒服。国家虽小，但是很国际化。安全、善治让他们受益；与此同时，他们觉得自己能够融入这个社会，也愿意为这里付出。

像她这样属于高质量的迁移者，跟那些通过专才计划，或者投资移民到来的人又不一样。

就像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后结婚一样，她对岛国社会有一个了解和认同的过程，以她的视角看到新加坡的优势，必然也看到新加坡的短板。她和家人做了权衡，最终做了庄严的决定，更换国籍，改变跟这块土地的关系。并且，她也诚意地准备要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事，让自己更深入参与这个社会。

我想，我们的社会不乏这样的迁移者，但是社会是否张开双臂欢迎他们？

事实是，社会对这些迁移者的态度越来越复杂，讨论与他们相关的课题时，第一是把他们当作一个整体的外来群体，并且往往倾向于“一概而论”，而不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光谱上，更细致和具体地去看待其中不同的个体，了解他们的不同心态；第二，民众在面对介入自己生活的外来者，很自然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看待他们。这些迁移者一方面可能在职场上和本地人竞争，一方面文化与新加坡人有差异，再加上近些年，这部分的迁移者经济条件普遍上要比早前到来的那些优越，消费能力更高，因此本地人的反应也就更强烈。

社交媒体集中突出负面和矛盾的部分，经过迅速的传播，民众更容易产生排外仇富交织的情绪。在这之外，有的政党人物和意见领袖为了“反映民情”，表示自己代表不满的民众发声，再进一步放大这些造成不满的原因，引起对立。执政者为了平复民众的情绪，一方面调整政策，突显“内外有别”，另一方面，则说服民众接受他们。因为人们觉得自己的利害受损，因此执政者做的，就是动之以“利”，强调这些高质量的迁移者能够给社会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

其他地方在推出政策吸引高质量，或财力雄厚的迁移者时，也碰到类似的困难：国家有需要，民众不乐意，因为这个过程，确实会出现利益分配等问题。但我的理解是，不论是从人口替代的角度，或者从人才库扩充的角度，新加坡都比很多其他城市更需要迁移者，这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也因为这样，新加坡的DNA本就是开放多元，并且一直以来受惠于这样的传统。眼下地缘政治导致世界纷乱的时候，新加坡具备优势，成为更多迁移者愿意选择的目的地，按理要更加积极进取才对。如果政府能够获得更好的支持，招揽更多人才，民众也展示自信接纳迁移者，利用好这个时机，那对新加坡应该会更好才是。他们的到来，不仅能够为经济发展增值，也会丰富我们社会的故事，让我们的社会更多元。

那位朋友跟我说，如果需要她出力，比如为新加坡的华文学习环境做点什么，她很乐意。

我不假思索回答，以她的工作经验，她可以用英语跟新加坡其他社群谈在中国营商的公关课题，用华语和本地中小企业分享公关的专业概念。她现在加入世界能源理事会，负责亚洲事务，还可以用华语和中小企业讲述时下流行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课题。

她也可以跟学生分享双语人的视野，讲述一个迁移者的人生阅历。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