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欢迎大家参与首场“我们的住屋对话会”。这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6月推出的“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中，“建设”支柱的一系列活动中的其中一项。

大家参与这个对话会，因为住屋对新加坡人来说是一个重要课题。我知道大家现在最关注的是建筑工程延误、组屋等候时间、能不能拿到轮候号码、买不买得起房子等迫切问题。我们明白大家的担忧。建屋局同事在不影响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正努力着手解决建筑工程延误的问题。我们也增加组屋供应量。我们最近也为首次购屋者提供更多组屋单位，帮助他们拥有自己的安乐窝，因为这一代人正是“回声潮世代”（婴儿潮的下一代，出生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我们也会继续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并可持续发展。

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必须把眼光放远，因为这些都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也需要时间去解决。我们将反思近年来的社会变化，检视公共住屋的社会契约，讨论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和更新这份社会契约，政府对国人在住屋方面的承诺是什么？作为新加坡人，我们对家人、对彼此肩负哪些责任和义务？作为管理人，我们对下一代国人又有哪些责任？这将引导我们决定如何善用非常有限的土地和资源，以规划和提供未来长期的住屋计划。

住屋政策其实是社会政策，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不只是关于建筑或国家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公共组屋还是私人房产，我们如何提供住屋，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因此，住屋政策其实是关乎社会和人民。

我们在提供住屋方面取得不俗的成果。一些年长者或许还记得，1959年时，大多数新加坡人住在拥挤的店屋，许多人住在乡村甘榜屋。我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经常向我描述那时的居住情况。当时每10个新加坡人中，还不到一人住在公共组屋，卫生条件恶劣，还有火患和水灾的风险，也没有自来水。

我们的建国领袖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并提供基本住屋。但这不只关乎兴建组屋，而是在建国过程中追求更高的理想。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就是将整整一代国人搬迁到拥有基本住屋条件的高楼。

首先，建国先辈希望国人“居者有其屋”，而不是以租房为主的社会。如今，每10个国人就有八个住在政府组屋。新加坡是全球拥屋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二，先辈们希望公共住屋能亲家庭，反映多元文化和社会凝聚力的价值观。这不只是崇高理想，而是现实情况，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一个尊重每个族群的社会，一一反映了这个社会契约和崇高的现实理想。

例如，我们推行种族融合政策。这项政策确保每个邻里都能切实反映多元种族特色。如果我们没有异族邻居，没有共同生活经验，又如何开始了解彼此的文化和信仰？我们可以主办活动，谈论多元文化，但如果一开始不在同一个社区里一起生活，没有偶尔发生摩擦，互相磨合，增进了解，多元文化在现实中又是什么？因此，它是一项政策、社会契约、现实问题，但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

第三，建国先辈希望通过改善公共住屋并为其增值等方式，让国人都能分享国家发展成果。他们将公共住屋推向市场运行机制。1971年，屋主达到最低居住年限后，可以在转售市场出售组屋。我们也推出一些住屋计划，让年长者可以通过组屋套现养老。另一个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做法，是翻新和改善组屋和住宅区。

社会契约非一成不变

住屋的社会契约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环境改变、社会发展，政策必须不断更新，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即使社会越来越多元和富裕，我们还是要确保组屋区保持包容性和凝聚力。以种族融合政策为例，虽然大多数国人支持这项政策，但久而久之，一些家庭在尝试出售组屋时受到政策约束。尽管这项政策是为了更大的国家利益，但对一些家庭来说，他们受到限制，也勉强接受这种情况。我们了解他们的难处后，推出一项调整措施，让这些受种族融合政策限制的屋主，在必要时把组屋卖回给建屋局。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贵族化和社会阶层化的风险。在一些城市里，人们按照财富和能力分布城市各区。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新加坡，因此去年政府推出黄金地段组屋模式，在市中心和南部濒水区等黄金与中央地段兴建组屋。这么一来，这些地区就不会成为只有富裕阶层才能享有的富人住宅区。

如果交由市场自由运作，类似情况极可能会在新加坡上演，社会就会因此出现分化。因此，我们通过黄金地段组屋模式，在这些地带拨出土地，兴建公共住屋。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它不是基础设施政策，而是社会愿景。

我们的住屋计划也照顾了更广泛的家庭需求。这些年来，我们推出新政策，让其他群体，如年长者、多代同堂的家庭、单身人士、离婚人士、单身家长和住在租赁组屋的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购买组屋。

改变的宏愿与不变的局限

过去一年，市区重建局对新加坡长期发展计划展开大规模检讨。检讨工作最近完成，与超过1万5000名国人探讨一系列重要课题，也讨论了未来的住屋问题。许多人与我们分享愿望，也表达担忧。也有一些其他趋势、发展和期望，需要我们探讨研究。例如许多年长者希望能原地养老，但他们想要的以及他们需要的支援却不断地在改变。

我们看到一些年轻国人，希望有能力更早独立，和父母分开生活。一些年长者重视自身独立，希望住靠近孩子，但不和孩子同住。越来越多人选择迟婚，也有人选择单身。这种种愿望显示国人对组屋或私宅，以及对不同类型住屋的需求与日俱增。这就是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原因。

有些人建议让首次购屋的新婚夫妇优先选购组屋。有些人则认为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劝阻人们把住屋当成一项投资。还有人觉得有必要确保组屋价格维持在负担得起的水平，例如黄金地段组屋模式，应该更广泛应用。有些人认为应该探讨新的住屋类型，又或者为需要在家办公的人提供新住屋设计。有些人也想知道，我们最终将如何落实自愿提早重建计划（VERS）和第二次家居改进计划（HIP2），为旧组屋区和组屋注入新的活力。

一些与会者担心，我们是否有足够土地和资源满足所有期望，是否需要更多土地兴建更多住屋？我们该如何取得平衡？是否必须从其他用途或从国人的其他需求中腾出土地，或是把绿地改成住屋地段。

有很多人建议，如何让组屋内部设计和住宅区的基础设施更具包容性，以满足不同行动能力的居民和各个年龄层的需求。他们认为，问题不仅仅是组屋本身，而是组屋内部有哪些设置，又有哪些相应的选择。

我们也收到一些有趣的构想，建议如何加强组屋区内日常空间的归属感。有人建议让居民享有更多自主权，参与社区空间的设计与维护，以及举办加强居民凝聚力的邻里活动。可见他们关注的不只是住屋问题，而是如何让社区更有活力。

新的公共住屋契约

我们展开住屋对话会，以深入探讨公共住屋的社会契约。让我提出几个关键问题，作为大家分组讨论时的思考框架。

第一，价值观。回到基本问题，那些支撑新加坡公共住屋政策的价值观还适用吗？时过境迁，其中一些事物还有没有实际意义？我们应该重新确认哪些价值观？又应该开始接受哪些新的价值观？

第二，优先事项。你们对组屋的期望和顾虑是什么？这些将如何改变你们或子女的一生？从更广泛角度来看，社会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如何满足其他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需求？平衡拥有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和能力的国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需求？

第三，未来。我们如何继续满足国人目前的需求，同时保障土地和资源，包括绿色和蓝色空间，与后代分享？

第四，角色和责任。作为政府、个人、家庭、私人和公共机构，以及国民，在国家未来的住屋和徙置方面，我们有哪些不同的角色和责任？

这些只是框架，稍后分组讨论时可深入思考和探讨。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们将通过各种平台，接触不同群体的国人，在全岛各地举办路演展览，让公众提出意见和看法。即使你们无法出席讨论会和路演，我们也会通过10月8日“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展开的数码问卷调查，听取大家意见。希望更多国人参与其中，因此请向你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传达这个消息。

作者是国家发展部长

本文是他9月25日参加住屋对话会

的演讲摘译

译文由国家发展部提供

住屋政策其实是社会政策，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不只是关于建筑或国家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公共组屋还是私人房产，我们如何提供住屋，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因此，住屋政策其实是关乎社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