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

具有争议性、场面尴尬的“安倍国葬”总算在9月27日顺利举行，各方的视线很快转移至9月29日的中日恢复邦交50周年话题，和今后亚洲两大国的关系及走向。

针对安倍国葬，不少媒体都聚焦于日本的吊唁外交，并与一周前英女王的葬礼（包括费用）、排场等相比较。但对一般日本民众来说，也许最关心的一个最纯朴的问题是：安倍缘何国葬？

对此，日相岸田文雄有几个说法，简而言之，一是因为安倍是日本宪政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二是安倍是遭受枪手袭击身亡（为表示国家对暴力之否定与谴责）。三是作为政治家，安倍对国家贡献殊大。

在任时间最长与国葬无关

但在持异议者看来，在任时间最长并非举行国葬合理化的解释。说得确切些，针对安倍在位最长这一事实，包括亲官方大报的日本传媒，在安倍下台时已有较为公允的说法：“任期虽然最长，但欠缺政绩可陈。”哪怕是从最认可安倍政治的保守派阵营角度来看，只要安倍未完成“摆脱战后体制”，即修改宪法的宿愿，功绩就远不如两大“政治妖怪”。一是安倍的外祖父，也是甲级战犯，有“昭和妖怪”之称的前首相岸信介；另一个是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被视为“平成妖怪”的中曾根康弘。两名“妖怪级”的前首相尚且未享有国葬之殊荣，仅凭拥有“（岸信介）优质政治基因”上台，并长期霸住首相位置的“官几代”，由于死于非命而举行国葬，在不少小市民（包括保守倾向人士）看来是欠缺说服力的。

谈到安倍的贡献，争议性就更大了。姑且不谈修宪派兵，牵动国民大论争的敏感课题，就以岸田列举的“安倍经济学”来说，虽然曾经带动日本一部分经济（因大印钞票、大发国债，促使日元变相贬值而增大日本的出口贸易）而促使股市一度上扬，对一般受薪阶层来说并无实际的利益和意义。加之官方二度调高消费税税率，和通货膨胀与疫情的影响，不少经济学者与民众都对“安倍经济学”恶评有加，甚至指责它是扩大国民“经济格差”的加速器。

不仅如此，在安倍当政期间，诸如“森友学园”“加计学园”和“赏樱会”等涉嫌滥用权钱等丑闻从未间断并被声讨，迄今尚未了结。在不少平民看来，安倍与动用国家经费（特别是在日本闹穷的今天）举办国葬的“高善大政治家”形象相去甚远。共有60.8%受访者在接受共同社的民意调查时，对安倍国葬持反对或不赞同的态度，充分说明这一点。

与“吉田国葬”成强烈对照

在战后日本史上，唯一曾被破例举行国葬的政治人物，是二战后从1946年至1954年陆续组阁的前首相吉田茂。

针对吉田带领战败国日本全面投靠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并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时启动《美日安保条约》、内外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并依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特需大发横财的政策，日本国内当然有不同声音。他们深恐日本的政治精英将刚从战争噩梦中走出来的日本人命运，拴在美国的战车上。但总体而言，以亲美路线、贸易立国和轻武装（鉴于当时的形势）为标榜的吉田内阁，被公认是引领战后日本从一片废墟走向复兴道路的一大功臣。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尽管1967年吉田国葬时逢日本国内“国论二分”（即对国家出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色彩鲜明之际，反对“吉田—佐藤路线”者大有其人，但在笔者当时就读、被视为学运大本营的早稻田大学校园，贴有“反对吉田国葬、粉碎佐藤政权”的大字报固然有之，但与日本大学生平日三五成群，或浩浩荡荡走出校园大跳蛇舞抗议游行等的情景相比，完全是两码事。

记忆里，当天的电视从早到晚都在反复播映吉田国葬的仪式，和吉田生平纪录片的介绍，气氛庄严肃穆。反观这回安倍国葬，各界与其说是关心安倍政治遗产有何值得歌颂与赞扬，不如说是对岸田吊唁外交的一得一失、与英女王逝世哀荣的比较更感兴趣。加之会场内外穿插着献花者与“反对国葬”的不同旗号与声浪，两者虽同称为国葬，风格与政治影响不能不说是大异其趣。

迎合安倍派旨在巩固政权

对吉田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的份量与安倍之巨大差异，以及安倍国葬可能带来的负面反响，已在权力中枢永田町打滚了几十年的老练政治家岸田文雄，当然不会不明白或未预测到。聪明的他为何在袭击事件发生，事态还未完全明朗时，就迫不及待表示要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向原本在自民党内存有竞争关系的强劲对手安倍告别呢？

一个普遍而简单的推理是：这是自民党内弱势派阀首相岸田，为了讨好与迎合党内最大派阀安倍派，并借安倍遇刺的悲情团结党内各方势力，建立所谓的“举党体制”，进而巩固政权策略的一环。

单从参议院大选结果及迄今自民党内派阀平衡权术的操纵角度考量，岸田高捧安倍的战略也许是成功的，但从往后行凶者山上彻也逐步透露的内情，以及刺杀安倍的动机与缘由，还有各界反应来看，岸田将政治命运与安倍或安倍派捆绑在一起，未必对巩固政权有利。

毋庸置疑，各方对行凶者诉诸暴力的行为都予以否定和谴责，但由此派生（或说揭发）出来的韩国统一教与自民党人密不可分的关系，却不能不说让岸田头疼不已与穷于应对。

鉴于战前军国时代政教合一带来祸害的教训，战后的和平宪法明文要政教分离。但事实上，韩国统一教与自民党政客形影不离之交往为时已久。特别是与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及帮派人马，关系尤为特殊。据日媒较早时报道，在712名日本国会议员当中，与统一教有关联的就有150名，其中120名隶属自民党。另据较后自民党公布的调查结果，该党379名国会议员有179名与统一教有交往。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安倍胞弟、国防部长岸信夫还公开承认，他与统一教人士有交情，并在选举时得到后者帮助。为此日本舆论界一片哗然，导致岸田支持率一跌再跌。岸田之所以在8月间提前改组内阁，并尽量调离与统一教有关联的阁僚，显然是与上述背景分不开。

鸽派鹰派之分无实质意义

从这角度来看，岸田出于私利，讨好与迎合最大派阀安倍派与安倍家族，可以说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至于出身于池田勇人创建，有“重经济、轻武装”鸽派形象的自民党宏池会的岸田，之所以迅速决定给安倍国葬待遇，当然还有认可与彰显安倍修宪路线的决心与功绩意义，及矢言继承其政治遗产与安倍提出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的构想与外交战略有关。

对于宏池会传人岸田的这些姿态，有人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并期待他在政权巩固之后，回到宏池会的初衷并修改内外路线。但环顾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坛大洗牌以来的政局，“保（保守派）革（革新派）对峙”的“（19）55年体制”早已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保守党大一统（即“总保守化”，也是“总自民党化”）的年代。日本政坛的大环境与走向况且如此，自民党内的鸽派与鹰派之分或之争，更显得欠缺实质意义。岸田文雄去年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出马宣言，早已表明内外政策与宏池会原本的标榜，没有共通之处。

明乎此，在谈论日本的亚太外交或回顾与展望中日恢复邦交50周年时，期待岸田回归或继承宏池会人大平正芳（前首相，也是1972年促使中日恢复邦交的一大功臣，时任田中角荣内阁的外长）的外交风格与精神，只能说是一厢情愿。

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

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对于宏池会传人岸田文雄的这些姿态，有人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并期待他在政权巩固之后，回到宏池会的初衷并修改内外路线。但环顾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坛大洗牌以来的政局，岸田去年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出马宣言，早已表明内外政策与宏池会原本的标榜，没有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