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从历史看移民融入的艰巨性

时间:2022-09-29 07:56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文化视角

整理百年前太虚法师访新的资料时,看到在他演讲前,本地人往往会全场高唱中华民国国歌。当时的华文小学,也会集体背诵孙中山的“总理遗嘱”。这种政治效忠与在地身份之间的割裂,并不限于华人。本地印度裔与马来裔,在历史上也都曾面临身份认同上的激烈挣扎。

从移民东南亚的时间早晚与所受教育的区别来看,较早移民的土生海峡华人,早已融入当地文化,并接受西式教育,直接参与到殖民统治之中。另外则是一波波南来的、数量更为庞大的新客,他们多属于中下层民众,一般只接受过不多的华文教育,并会以方言为特征的地域、宗亲与业缘组织来形成松散的联盟。

领导这些新涌入的大量移民的华商或知识阶层,多接受东方教育,或虽受西方教育却保有中国文化。在清末民初,他们的国家认同并不特别强烈,对族属与地域乡亲的归属感,反而更为切实。

辛亥革命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传入,本地华人不但心向故国,也有了反殖民地的愿景,更极度关心中国政治局势走向。加上二战导致殖民体系崩溃,所有这些就形成新加坡复杂社会形态的基础。因此,新加坡人的国族意识在殖民地时代初期并不强烈,它是一个渐次受国外政治影响的产物。本地族群、宗教的复杂,也深化了建国后国族构建的艰难。

自清末以降,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的经营与影响力投射,其中一个重要助力是中国国籍法的血统主义。

清廷灭亡前颁布的第一部国籍法中,就确立了这个原则,即中国人之后代无论出生何处,都为中国公民。作为一个文明独立性很强的民族国家,采用此一原则无可厚非,东南亚大量华人移民也就得以保留中国国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也客观导致很多南来移民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正因这种本地华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中国为政治效忠对象的单向度民族主义,导致东南亚国家官方对于来自北方的巨大影响力,一直心存顾虑。

即使现在,由于新加坡每年仍引进大量移民,因此很多旧有的社会格局依然存在。比如历史告诉我们,与生活安定且深度融入在地文化的“原住民”相比,新移民群体永远都更容易受到外来政治动员的影响,即使是在1949年前的新马政治史中,也是如此。尤其是当华人移民在左翼运动感召下,常常会卷入故国的独立自由与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而祖籍国也非常乐于在东南亚这片经济繁荣之地,汲取社会资源。对后者,我近些年来查阅台湾解密的民国档案时,更是深有感触。本地华侨华人不仅是中国革命之母,更是以自己的财富、汗水、热血与生命,滋养了20世纪动荡中的中国。

在新加坡立国前,这种对故国的政治效忠,并不会与本土意识的培养产生多少冲突。但新加坡独立后,以及后来新中两国间意识形态上的分道扬镳,使得这一问题在冷战的大背景中日益突出。幸好,由于中美关系缓和与全球化时代到来,才使得淡化政治分歧、注重经贸合作,成为新中两国交往的主旋律。

然而,近年东西方关系日益紧绷,逆全球化日渐成为短期难以扭转的发展态势。在此情境下,东西方间的紧张关系,必然会使过去掩藏着的新中两国政治制度、外交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暴露出来。尤其是在舆论争夺战中,会便捷地通过新媒体同步传来,新移民与“原住民”及新加坡政府间的磨合,也就变得比以前更为艰难。

即使主动宣誓效忠,但移民与新加坡之间,依然可能会在两个层面上存有隔膜。

从民间与个人层面来看,“原住民”爱国传统的培养,是天然融入本地的文化、风俗等群体意识,此乃以宗亲、朋友等个人关系为导向,具有浓厚的感情元素;在制度层面上,则是政治认同本地的议会民主制度与政府运营模式。但对新移民而言,前者固然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后者则易受从小的政治灌输教育所影响。

正如李显龙总理多次指出,新加坡人“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要抵制外来因素影响,除了政府层面的努力之外,就个人而言,则应注意分清对母族文化认同,与对特定政府乃至党派的政治效忠之间的巨大分别。否则在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中,不以新加坡利益为先,不认清我们的国家利益所在,则于国于家皆有危险。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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