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整理百年前太虚法师访新的资料时，看到在他演讲前，本地人往往会全场高唱中华民国国歌。当时的华文小学，也会集体背诵孙中山的“总理遗嘱”。这种政治效忠与在地身份之间的割裂，并不限于华人。本地印度裔与马来裔，在历史上也都曾面临身份认同上的激烈挣扎。

从移民东南亚的时间早晚与所受教育的区别来看，较早移民的土生海峡华人，早已融入当地文化，并接受西式教育，直接参与到殖民统治之中。另外则是一波波南来的、数量更为庞大的新客，他们多属于中下层民众，一般只接受过不多的华文教育，并会以方言为特征的地域、宗亲与业缘组织来形成松散的联盟。

领导这些新涌入的大量移民的华商或知识阶层，多接受东方教育，或虽受西方教育却保有中国文化。在清末民初，他们的国家认同并不特别强烈，对族属与地域乡亲的归属感，反而更为切实。

辛亥革命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传入，本地华人不但心向故国，也有了反殖民地的愿景，更极度关心中国政治局势走向。加上二战导致殖民体系崩溃，所有这些就形成新加坡复杂社会形态的基础。因此，新加坡人的国族意识在殖民地时代初期并不强烈，它是一个渐次受国外政治影响的产物。本地族群、宗教的复杂，也深化了建国后国族构建的艰难。

自清末以降，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的经营与影响力投射，其中一个重要助力是中国国籍法的血统主义。

清廷灭亡前颁布的第一部国籍法中，就确立了这个原则，即中国人之后代无论出生何处，都为中国公民。作为一个文明独立性很强的民族国家，采用此一原则无可厚非，东南亚大量华人移民也就得以保留中国国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也客观导致很多南来移民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正因这种本地华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中国为政治效忠对象的单向度民族主义，导致东南亚国家官方对于来自北方的巨大影响力，一直心存顾虑。

即使现在，由于新加坡每年仍引进大量移民，因此很多旧有的社会格局依然存在。比如历史告诉我们，与生活安定且深度融入在地文化的“原住民”相比，新移民群体永远都更容易受到外来政治动员的影响，即使是在1949年前的新马政治史中，也是如此。尤其是当华人移民在左翼运动感召下，常常会卷入故国的独立自由与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而祖籍国也非常乐于在东南亚这片经济繁荣之地，汲取社会资源。对后者，我近些年来查阅台湾解密的民国档案时，更是深有感触。本地华侨华人不仅是中国革命之母，更是以自己的财富、汗水、热血与生命，滋养了20世纪动荡中的中国。

在新加坡立国前，这种对故国的政治效忠，并不会与本土意识的培养产生多少冲突。但新加坡独立后，以及后来新中两国间意识形态上的分道扬镳，使得这一问题在冷战的大背景中日益突出。幸好，由于中美关系缓和与全球化时代到来，才使得淡化政治分歧、注重经贸合作，成为新中两国交往的主旋律。

然而，近年东西方关系日益紧绷，逆全球化日渐成为短期难以扭转的发展态势。在此情境下，东西方间的紧张关系，必然会使过去掩藏着的新中两国政治制度、外交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暴露出来。尤其是在舆论争夺战中，会便捷地通过新媒体同步传来，新移民与“原住民”及新加坡政府间的磨合，也就变得比以前更为艰难。

即使主动宣誓效忠，但移民与新加坡之间，依然可能会在两个层面上存有隔膜。

从民间与个人层面来看，“原住民”爱国传统的培养，是天然融入本地的文化、风俗等群体意识，此乃以宗亲、朋友等个人关系为导向，具有浓厚的感情元素；在制度层面上，则是政治认同本地的议会民主制度与政府运营模式。但对新移民而言，前者固然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后者则易受从小的政治灌输教育所影响。

正如李显龙总理多次指出，新加坡人“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要抵制外来因素影响，除了政府层面的努力之外，就个人而言，则应注意分清对母族文化认同，与对特定政府乃至党派的政治效忠之间的巨大分别。否则在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中，不以新加坡利益为先，不认清我们的国家利益所在，则于国于家皆有危险。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